当前位置:首页 >> 哲学/历史 >>

庐陵文化


庐陵简介 庐陵, 今江西吉安市的古称, 位于江西省中部。 是古代著名的“江南望郡”和“文章节义之邦”。 吉安文化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悠久的“庐陵文化”。早在 5000 多年 前的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披荆斩棘,生息繁衍。吉安市河东案山古文 化遗址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秦于公元前 221 年置庐陵县,属九江郡,西汉属豫章郡,东 汉末设庐陵郡,隋初废庐陵郡设吉州。后立废更迭,辖区时变。唐时复名吉州,宋时又复称 庐陵郡,元为吉安路,寓“吉泰平安”之意。明初改吉安府,辖 9 县。清乾隆八年增置莲花厅, 领 9 县 1 厅。2000 年撤地设市,辖吉州区、青原区、吉安县、吉水、峡江、新干、永丰、 泰和、遂川、万安、安福、永新、井冈山市,总人口为 476 万。吉州区为市委、市政府所在 地,也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和商贸中心。吉安市素有“江南望郡”、“文章节义之邦”、“金 庐陵”之称,培育了享誉中华、光耀千秋的庐陵文化。这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壤,既有 可与中原文化媲美的以新干商代墓葬遗址为代表的青铜文化, 又有以青原山佛教禅宗青原派 系为主体的宗教文化; 既有以吉州窑黑釉天目瓷为标志的陶瓷文化, 又有以人才辈出的白鹭 洲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既有钓源、渼陂、卢家洲等众多古韵犹存的古民居文化,又有节 庆、灯彩、饮食等多种风情独特的民俗文化。名人荟萃,文风鼎盛,名胜遍布是吉安文化历 史的一大特色。从唐宋至明清,吉安先后出了 18 位状元(仅次于苏州)、16 位榜眼、14 位探花、2823 位进士(全国之冠),仅明朝一代就出进士 993 位,特别是明代建文二年(1400 年)的庚辰科和永乐二年(1404 年)甲申科,鼎甲 3 人均为吉安人,这种“团体双连冠”现 象在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因而吉安有“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美誉。著名的“唐宋 八大家”之一欧阳修、民族英雄文天祥、《永乐大典》主编解缙、著名文学家杨万里等是这 块土地的骄傲。当代伟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的祖籍也在吉安,为吉安的文化历史增添 了许多人文色彩。市郊的青原山是古代江南佛教名山之一,日本、台湾及东南亚的众多佛教 流派追根寻宗于此。峡江的玉笥山,自秦代以来被称为道家“第十七法乐洞天,第八郁木福 地”。 吉安文物文献资源丰富。 全市现有可移动馆藏文物 31715 件, 其中属于珍贵文物的一级 藏品 825 件,二级藏品 434 件,三级藏品 1219 件。经 2001 年全市文物调查,全市共发现和 登记各类不可移动文物遗迹 1819 处,占全省登记在册文物遗迹总量的 1/6 以上。已公布为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井冈山革命遗址、 中共湘赣省委机关旧址、 吉州窑 3 处 29 点,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1 处,市本级文物保护单位 26 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84 处,省 级历史文化名城 2 座(吉州区、井冈山市),省级历史文化村镇有青原区渼陂村、吉州区钓 源村、吉水县桑元、燕坊村、安福县塘边村 5 个。各类有代表性的文物遗迹有:以吉安县吉 州窑、青原区临江窑为代表的古窑址 5 处,以泰和白口城、新干牛头城为代表的古城址 6 处,以文天祥、解缙、周忱、胡铨等名人墓葬为代表的古墓葬 49 处,以村落古建筑群、寺 庙、府第、塔桥等各类建筑为代表的古建筑有 160 余处,以新干大洋洲程家商墓遗址为代表 的青铜文化遗址,以青原山净居寺、武功山道佛教遗址为代表的宗教文物,以白鹭洲书院为 代表的书院文物, 以井冈山革命遗址群、 中共湘赣省委机关旧址群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旧址 和革命文物。其中,新干大洋洲程家商墓遗址发掘出土各种质料的遗物 1374 件(颗),青 铜器 475 件,玉器 754 件,陶、硬陶、原始瓷器 139 件,出土文物之多,品类之全,铸工之 精,造型之奇,纹饰之美,为江南罕见。它表明远在三千年前,赣江----鄱阳湖流域就有着 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吉安县境内有我国最大 的保存最好的古窑遗址---吉州窑,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黑釉瓷生产中心,始建于晚唐,振兴 于宋代,“先有永和镇,后有景德镇”的佳话流传至今,它烧制的“木叶天目”等名品成为世界

各国竞相收藏的瑰宝。井冈山博物馆、文天祥纪念馆被列为全国和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永新三湾改编旧址、宁冈会师纪念馆列入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庐陵自古被誉为“文献之 邦”。古代庐陵乡邦文献几乎涵盖了文化科学的所有领域,在某些领域还处于当时的前沿, 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出现了在全国有相当影响的大家和名著,既是中华文化中耀眼的明珠, 也是庐陵乡邦文献的精髓。《四库全书总目》实际著录吉安人著述 381 种 6168 卷,其中收 录 133 种 3399 卷, 存目 248 种 2769 卷。 《江西省通志稿》 所载吉安书目在旧志中为数最多, 截至清末,计编撰者 1742 人,著述 3286 种。经查考,补充编撰者 832 人,著述 2405 种。 《庐陵古文献考略》总计收入编撰者 2574 人,著述 5691 种。 吉安自然风光独具风姿。东南西三面皆有秀峰峻岭,青山绿水。井冈山、武功山、东固 山、玉笥山、石莲洞等风姿绰约,大放异彩。文化古迹和革命遗迹相互映衬,自然风光和人 文景观融为一体。 井冈山旅游、 庐陵红色旅游和绿色生态旅游构成了吉安旅游观光的独特优 势。井冈山山势雄伟,峪壑幽深,古木参天,风景秀丽,气温润和,是一个十分诱人的旅游 疗养避暑胜地,被朱德称为“天下第一山”。井冈山境内有 11 大景区,即:茨坪、龙潭、黄 洋界、主峰、笔架山、湘州、桐木岭、仙口、龙市、茅坪、峨岭景区,共有 60 多个景点, 320 多处景观景物。既有气势磅礴的瀑布,又有琳琅满目的溶洞;登高山俯瞰云海,纵揽飞 云;涉险有奇峰突兀,怪石异崖;集“泰山之雄、黄山之奇、华山之险、峨嵋之秀”于一身。 1982 年井冈山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第一批重点风景名胜区,1991 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全国 旅游胜地四佳之一, 1998 年又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国家 4A 景区, 国家自然保护区。 郭沫若游览井冈山挥笔写下了“井冈山下后,万岭不思游”的著名诗句。吉安自然资源丰茂, 森林覆盖率高达 65.3%, 仅井冈山风景区就拥有各种植物 3800 多种, 其中珍稀树种 30 多种, 珍禽异兽 1108 种,有“天然动植物园”之美称。武功山、玉笥山、青原山、白水仙等四大省 级风景名胜风格各异。 武功山尤以 10 万亩高山草甸成为江南一绝, 山中有 800 年的古楠木, 超千年的“竹柏王”。树龄 2000 年的安福严田“樟树王”,被乾隆皇帝赐封为“树王”的千年古 银杏,名满寰宇。遂川汤湖温泉水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元素,是江西省水温最高、流 量最大的温泉。 “东井冈第一漂”则是江南水乡生态植被保护最原始、最古老、最纯净的古 河流之一,全程 120 多公里,沿途有 99 道湾,100 多条黄金沙滩线,一路飘来,但见古桥 飞渡,江心绿洲,水上人家,鱼鸟天堂等景观尽收眼底,美不胜收。 吉安——“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吉安,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乡。 吉安,是古代江南的佛教发祥地。 吉安,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黑釉瓷生产中心基地。 吉安,是长江中下游的青铜王国。 吉安,是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圣地。 吉安,是一代伟人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的故里。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不仅山川秀 丽,风光旖旎,而且历史上就有"文章节义之邦"和"江西望郡"的辉煌。以大文豪欧阳修、民 族英雄文天祥等为代表的 2855 名进士、18 名状元,绘就了"隔海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绚 丽画卷。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社会考中状元,这固然不易,若能囊括"鼎甲"中的全部第 一、二、三名,则尤被视为奇迹,然而在明朝的公元的 1400 年和 1404 年两届蝉联的"鼎甲" 中第一、二、三名全都是吉安人,且公元 1404 年"全国统考"第一名至第七名全为吉安人, 这种盛况不仅空前,也是绝后的,故古代称吉安为人文荟萃的名区。南宋名相、文学家、胶

泥活字印刷试验成功第一人周必大;爱国诗人杨万里;辛派词人刘过;天文科学家曾民瞻; 农学家曾安止;明代《永乐大典》主编解缙;杰出的地理学家罗洪先;理学大师罗饮顺;理 财名臣周忱;外交家陈诚;多才多艺的画家郭诩;人力耕地机的发明欧阳必进等先后诞生在 这片土地上。红土沐风雨,几多壮士歌,1955~1965 年,在全国被授予将军军衔的 1603 名 中,吉安籍就多达 147 名,占全国总数近十分之一。 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还使吉安自古享有"金庐陵"的美誉,被称为江南大地上的彩色明 珠。"乌鸡、金桔、狗牯脑"是吉安地方特产三宝。此外,峡江鲥鱼和米粉、万安红玻璃鲤鱼 和金丝枣、安福火腿、遂川板鸭美名天下扬。 这里山连水、水连山,峰回路转、彩云飞驰,处处有引人寻趣的景色,全市革命旧居遗 址遍布,其中属国家级保护的有 10 处。 那高耸入云的武功山,有峨眉山之秀、黄山之奇、华山之险、泰山之雄的井冈山,是著 名的"山林好、历史红","井冈山下后,万岭下思游"的旅游胜地。被朱德称为“天下第一山”, 为国家首批风景名胜区,享有“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之美誉。 如今,"京九"在这里呼啸而过,国道在这里纵横交错,刷新不光是老区的形象,更有传 统的观念正在发生深刻裂变。一位诗人这样说:"她象太阳刚刚出山,前面是望不尽的蔚蓝, 它象嫩芽刚刚冒尖,前面是看不完的春光灿烂……"。是的,富有革命传统的 462 万吉安人 民,就象刚刚出山的太阳和刚刚冒尖的嫩芽,在党的旗帜下,把握历史进程的主流,去描绘 吉安美好的明天。 吉安位于江西省中西部,赣江中游。从地势上看,属罗霄山脉中段,扼湖南、江西南省 咽喉孔道,地势极为险要。境内有自北向南纵贯的京九铁路、赣粤高速公路、105 国道、由 东向西的 319 国道和"三南"公路及井冈山机场,是连接北京、西南、华南、福建、港澳地区 的天然纽带;上可溯赣江沟通闽粤,下可泛鄱阳湖与长江相联,顺抵长江下游发达省市,在 江西省地理上占有特殊位置。

第一章|庐陵文化的历史背景 开 篇 语 广义的文化, 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基本含义是指 人们的存在方式。 而作为与政治经济相对的文化有其本性和特征, 那就是文化属社会意识形 态,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包含思想、道德、观念、教育、文化、艺术、宗教、习俗、思 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等。各民族、各区域的文化,有着各自的特征。在这永不停息的中华民族 文化的历史长河里,万里长江第二大支流的赣江中游两畔,崛起了一股强劲的文化之流,涌 入大江,激起了层层晶莹的浪花,分外引人注目,这就是悠久而丰厚的庐陵文化。 这块丘陵起伏、山川纵横的红土地,长宽200多公里,总面积2.5万平方公里,处 于江西中南部的腹地,似乎和江南其他的丘陵地带没有多大的区别,一样的四季分明,一样 的山青水秀、林茂草盛。可是,在我国文明发展的进程中,这块土地上曾闪烁着熠熠光辉,

耀映河山。尤其是宋、明两代,更是群星耀眼,令世人赞叹。这里涌现了众多的历史文化名 人,孕育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区域特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庐陵文化不仅为 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增色添彩,还在一定时期内,代表了民族先进文化的主流,甚至左右文化 的前进方向。在江西,则是赣鄱文化的重要支柱。在仅两万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产生出一 支有如此分量的文化,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于是,便有了“金庐陵”的称谓,有了“江南望 郡”、“文章节义之邦”的赞誉,有了“庐陵风物照江天”的颂词。虽然清朝中叶以后,庐陵文 化趋于衰微,雄风不再。但是,传统文化的基因,没有消失,在后人心中延续,代代相传, 也珍藏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典之中。其中的精华,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营养; 它的兴旺与衰落,也能给后世以启迪。拨开历史的迷雾,去观赏、品评、分析这份宝贵的文 化遗产,谁都会被其博大精深所感动。 第一章 源远流长 ——庐陵文化的历史背景

一、先民遗踪 在赣江中游这块气候适宜、林木葱郁的土地上,何时出现人类的活动?是什么样的人最 早踏上这块土地,我们目前还无法确定。许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江西一带在上古时是荒 蛮之地,是野兽鱼虫的世界。可是,近几十年来的考古资料证实,距今五万年前,江西境内 就有早期的原始人群生存繁衍。乐平、安义等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人遗址,其中 有许多磨制的石器,可以用来打击猎物。而距今八、九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人类在赣江流 域的活动已较多了,至今已发现了近百处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赣江中下游一带,最著名的 是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打制石器渔猎工具,还有21处烧土堆和两个灰坑,是母 系社会,人们已过着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新石器晚期,江西原始农业已有一定的规模,人 们会种植稻谷以维生,由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在社会发展水平上接近中原先进地区。 据现有的资料可知,从万年仙人洞居住了人类以来,江西就有了新石器时代的人文,从赣北 往赣南,从赣东往赣西,人类逐步繁衍开来。处于江西腹地的庐陵一带,人类活动也是溯赣 江而上逐步发展的, 与江西的人文变化同步。 在庐陵东部永丰县尹家坪发现了距今四千余年 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丰富,造型生动,仅器脚就多达20多种,陶器上 有交错绳纹、漩涡纹、压印纹、连弧六角形纹等,具有江西新石器晚期开始出现的印纹陶的 突出特征。该遗址还出土了稻谷、稻杆等作物。1989年在吉安河东庄塘村东侧的案山发 现的遗址中,出土了石斧、石刀、石历等新石器时代制作的石器和印纹陶瓷。在庐陵永新、 遂川等边界山区, 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可见, 庐陵先民们的经济生产比较活跃, 能用石斧砍伐,用石铲种作物,用石刀收割,还会烧制各种陶器贮存物品。原始先民们不仅 满足于石、陶器的实用价值,在制作这些物品时,还注重艺术造型,富有想象力,产品外型 美观,装饰花纹精美。 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256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商周时期,也是奴隶制兴盛走向崩 溃的时期。据考证,此阶段生活在江西地区的土著居民属庞大的“越族”体系,可惜没有什么 文献记载,只留下很少的神话传说。如果说江西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成就还不很突出的话, 那么江西的青铜文明,则令人惊叹。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发现的樟树吴城遗址和新 干大洋州遗址,向世人宣告,一向被视作愚昧落后的赣江中游流域,存在着与中原地带同等 的国家政权和发达的农业。 在庐陵北部新干县中陵水库发现的一座西周土坑墓, 出土五件大 型列鼎,除大小不同外,造型和纹饰基本相同,皆宽折沿,双竖耳,颈部饰有一周由单线云

雷组成的变体兽面纹。这是中原地区奴隶主贵族“列鼎而食”的列鼎,竟出现在赣中,可见当 地也有如此的贵族。1989年发现的新干大洋洲商墓,更是震惊了世界,令海内外考古学 界瞩目。该墓葬出土了商代中晚期大量的文物,有青铜器480余件,陶器300余件,玉 器100余件,另有属于3个不同个体的牙齿24颗。青铜器有礼器、乐器、兵器、农具和 手工工具及生活用具等,其中的青铜大钅戊,粗壮厚实,誉为“中华钅戊王”。小型的器具铸 造精致,花纹细密。尤为世人关注的是有青铜农具53件,有犁、耠、耒、铲、斧等,其中 的青铜犁和镰,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墓葬中放置如此多的青铜、陶、玉器,说明墓主生前 拥有大量的财富,应是雄踞江南一方的当地贵族,或是商王朝派驻江南的重臣。这些出土文 物的规模与数量,可与中原殷商王陵相比。并据考证,这些青铜器大多是江西本地铸造的, 说明当地已有了采矿、冶炼、制作相互配套的产业,跟上了中原地区的步伐。从这些出土的 文物中还可发现,同中原一样,商周时期赣中地区的雕塑水平已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已有 了平面的浮雕或浅刻、立体雕、塑像等。还有双人面神器、绿松石蝉玉器等雕塑件。一只鸟 骑双尾虎青铜器更令人叫绝。一只灵巧的小鸟站在硕壮憨厚的老虎背上,形态逼真生动。飞 禽和走兽,灵动与威猛巧妙地结合,充分显示了庐陵先民高超的制作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 此件特级文物,迄今为止出土的青铜器中绝无仅有。这说明,三千多年前,庐陵的先民就已 经创造出了富有特色的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庐陵地区的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耕作方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 始粗放方式,生产水平有了提高,粮食有了剩余。1975年在赣江西岸发现的新干县界埠 乡坑里袁家村南战国粮仓遗址,是农业繁荣的明证。经过发掘,发现了四座战国粮仓遗址, 每座面积达600平方米左右,平面呈长方形,长61.5米,宽11米,仓内地面有4条 平行的纵沟,宽深约半米,各纵沟之间有为防止谷物腐烂而设置的排水小横沟。仓内有大量 的炭化米粒,堆积厚度为0.3米—1.2米不等。经鉴定,这些米都是粳米,保藏年代大 约是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在粮仓遗址附近,还发现了古城遗址,与粮仓同一时代,有古城 墙、民居、墓葬等,是一个完整的居民村落。可见庐陵地区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与中原地 区大致相同。 从原始部落到阶级社会,庐陵的先民们艰难地一步步从荒蛮走向文明,点点滴滴积累着 文化,创造着生活。可惜没有可信的文字记载,只能从有限的出土文物中遥想他们生活的一 斑,推想当时的社会形态。可是这些先民们创造的文化,积淀在庐陵人的灵魂深处,成为改 造自然、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 二、庐陵轨迹

在原始社会,赣江中游属于哪个部落,没有文献记载,商周时代,可能属百越民族其中 一支的地盘。春秋战国时期,江西的版图归属尚无定论,大致的看法是先属吴,后属楚,终 属秦,赣中没有具体的行政名称,只是某个王公贵族的一块领地罢了。战国末期,秦始皇吞 并六国,一统江山,终于出现了庐陵县名。过了400多年的东汉末年,庐陵县升格为郡, 又过了300余年的隋初,改庐陵郡为吉州。唐宋600余年间,庐陵或作郡,或作军,或 作县名,元代称吉安路,庐陵为县,一直到民国初。纵贯2200余年的历史,庐陵作为一 个行政区域的名称一直未变,只是所辖地域有所不同罢了。庐陵,是吉安的古称。为了解庐 陵的发展脉络,不妨看看如下有一定权威的史料: 秦始皇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分天下三十六郡,其中九江郡(设安徽寿县)辖江西部分

地区。《史记》中说,庐陵县属九江郡,时间是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 汉初刘邦于公元前220年(高祖五年)设豫章郡于今南昌,辖十八个县,庐陵为其一, 从此,确定了庐陵从属于豫章的位置。东汉时于新淦(今樟树)、庐陵中间增立石阳县。 东汉末年,东吴的孙策在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立庐陵为郡。当时,为了与魏、蜀 对峙争雄,孙吴不断建立新的郡县,以便增加统治据点,又可多设官位收买人心,竟在江西 境内分立6郡57县。庐陵郡治所在西昌(今泰和西3里处,一说15公里处),辖西昌、 高昌、石阳、巴邱、南野、东昌、新兴、吉阳、兴平、阳城10县,包括了后来吉安府所辖 的大部分区域和赣南的部分区域。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赣南的控制,孙权于公元236年,在 赣南的雩都,设了庐陵南部都尉管理机构,辖雩都、赣县、阳都、平阳、安南、揭阳六个县。 庐陵郡的设立,说明了社会的发展已达一定规模,从此也确立了庐陵在赣中的行政地位。 隋朝统一后,撤并州郡,于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将庐陵郡改为吉州,大业十二年, 吉州复为庐陵郡,统庐陵、泰和、安复、新淦(从巴山郡中割来)四县。唐宋庐陵或为郡, 或为县(军)。到了元代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取吉水、安福两地首字命名,吉州 改称吉安路,第一次出现吉安之名,也寓有“吉泰平安”之意,庐陵县仍属之,一直到191 4年,庐陵县改称吉安县。1916年,又设庐陵道至1926年废除。庐陵为行政区划之 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秦县、汉郡、隋州、元路、明府,可作为庐陵发展的概括。 为什么作为地域文化的名称,不称吉安文化或赣中文化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赣中只是一个地理方位名称, 没有任何的文化和政治色彩, 而吉安名称的出现在元代以 后,庐陵则不仅是个行政名称,还比吉安的历史至少长1500年,如以吉安文化命名,无 法统领历史。 二是庐陵一直是赣中政治、 经济、 文化的中心。 不管赣中的行政区划如何变更, 庐陵一直处于核心位置。秦初设县时,庐陵县所辖的地区包括了后来吉安府绝大部分区域, 汉末设郡时,更是扩大了领域。隋朝后设的吉州、吉安府的治所,都在庐陵县的地盘。自从 东晋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太守孔伦将庐陵郡城迁往现吉安市城区以来,庐陵郡、县 城同时也是州、府、路的行政驻地,成为赣中的中心城市,历时1600多年,成为牵动区 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龙头。 三是在我国历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名人, 只要是曾属于庐陵郡 所辖的县域,不管是永丰还是吉水人,都骄傲地自称为庐陵人,还在他们的作品中描述庐陵 或署上庐陵籍。如文天祥诗中有“死不愧庐陵”之句;欧阳修在著名的《醉翁亭》中写道:“太 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这些伟人名士,把自己的作品连同家乡的名字载入史册,代代相 传,使庐陵之名为更多的人所知晓。庐陵涌现了众多的历史名人,乡亲为有这样的同乡而自 豪。四是以庐陵为中心的赣中社会发展有着共同的文化源头,相似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规律, 庐陵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整体。 至于庐陵文化覆盖的范围,大多数专家认为目前吉安市所辖县市区和莲花都在内,还包 括了与赣州、抚州接壤一带。但有的同志认为不妥,因秦初设庐陵县时,同时设了新淦、安 平、 安成县, 于是说现在的新干、 峡江和安福不算庐陵文化区域。 我认为这种说法同样不妥。 且不说区域文化具有基本相同的源头和大致相似的特征, 即使从行政区划的变更来看, 现在 的新干、峡江、安福县境也在相当长的时间从属于庐陵。秦初设新淦县,县治并不是在如今 的县城,而是在现在的樟树市附近。东汉时在新淦、庐陵县之间增设石阳县,包括了如今峡 江的部分地方。公元194年,庐陵县升格为郡,辖十县,已包括巴丘县,就是目前的峡江、 新干一部分。安福也升格为郡,叫安平。晋时(公元299年左右)的庐陵郡仍辖峡江、新

干一带。隋朝废庐陵、安成二郡,置吉州;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又复为庐陵郡,辖 五县,包括新淦、安福。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庐陵郡又改为吉州,辖新淦。 一直到五代南唐未变。直到北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吉州改为吉州军,在清江之地 建临江军,新淦县才划过去。解放后,新干县重新划回吉安地区。历史上赣中的行政区划因 改朝换代变更了多次,要找出现在和历代地域的对照,需作详细考证。但大致情况是:目前 新干、 峡江的大部分区域, 至少从汉中到唐末, 大多数时间属庐陵或吉州, 不少于600年, 宋代以后,也有部分地方属吉州。安福县则从隋朝初就归属了吉州。属意识形态和存在方式 的文化,不可能像行政区域那样界线清楚,是互相影响的。从文化源流和主体精神来看,新 干、峡江和安福应当属于庐陵文化的范围。 三、沿革探疑 前文所说的县、郡设立时间,是目前省、市书刊采用较多的说法。然而,至今史学界还 没有作出最后的结论, 因为各种提法都有疑点, 缺乏确凿的史料依据。 比如何时设立庐陵县, 《史记·本纪》中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其中有 九江郡,但并没有指明九江郡管哪些县,专家们认为可能在设郡以前就有庐陵县了,因为战 国时期,在分封诸侯国之外,出现了县邑。新设九江郡时,所辖的县是承前代还是新立,没 有史料证实。《明一统志》说,“始皇二十四年,王翦灭楚,俘负刍,明年(公元前222 年),置庐陵、安平、新淦,属九江郡”。说设九江郡置县是在秦统一前,比《史记》上说 的早一年,但同样无根据。万历本《吉安府志》采用后说,而新编《吉安市志》等采用前说。 江西省地方史专家许怀林教授在《江西史稿》中表示“尚待考证”。关于庐陵郡的设立时间, 说法更多。《水经注》说是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孙策立庐陵郡,《后汉书·郡 国志注》说是“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孙策分立庐陵郡”,《资治通鉴》说是建安四年 (公元199年)“策分豫章为庐陵郡”;《晋书·地理志总序》中只笼统地说是汉灵帝置庐 陵郡。还有不少史料云“东汉置庐陵郡”。万历《吉安府志》、《吉安市地名志》、《吉安县 志》采用公元191年立郡说,《吉安市志》采用公元194年立郡说。许怀林教授表示: “庐陵郡建立的时间,迄无定说。”我认为,庐陵县、郡的设置时间全以《吉安市志》为准, 即庐陵县于公元前221年设置,庐陵郡于公元194年设置似妥当一些。 关于庐陵之名是如何得来的,也有多种说法。“庐”字和“泸、卢”二字通假,一说以山为 名。万历《吉安府志》云:“卢萧山……传卢萧二道人结庐峰顶,故名”。一说以水为名, 《水 经注》云:“庐水西出长沙安成(今安福)县”,“东至庐陵入湖汉水”。前一种属传说,后一 种说法得到不少专家认同。但仍有疑点。泸水河从安福流经吉安县至曲濑与禾水汇合,汇入 赣江,两水合流不过几公里。而庐陵县在秦初设县时,治所在今泰和县城北3里,不久又迁 西3里, 是在赣江与禾水河之间, 远距泸水河几十公里。 如以水为名, 为何不就近取禾水名? 庐陵之名的来源也无定说。 就像公元2000年吉安撤地设市调整区划那样,庐陵的发展史上也有若干次行政区划 的或撤或并,至于哪个朝代,哪个年代庐陵县、郡管辖何处,史料上只有大概记载,至今难 以全部弄清。于是,也就发生了一些争议。典型的例子如文天祥的籍贯问题。文天祥的出生 地在吉安县(今青原区)的富田乡,这无异议。可是,富田在南唐和北宋时属吉水县的淳化 乡管辖,北宋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庐陵县把同水乡与吉水的淳化乡互换,淳化乡 划归庐陵县了。到底文天祥是何县人?各执己见,两县人都要把这位民族英雄争为同乡。吉 水人的依据很充分,因为《宋史》上明白地写道,文天祥“吉之吉水人也”。后来许多史料都 依《宋史》的说法。毛泽东大概也是受此影响,在他的著作中提过文天祥是吉水人。可庐陵

县 (后吉安县) 的人决不同意, 因为文天祥出生时富田早已归庐陵县管辖, 他的墓也在富田, 怎么能认定是外县人呢?民国时, 江西省教育厅编的民众训练班教科书, 把文天祥也说成是 吉水人。吉安县人闻讯大为震惊,认为此事非同小可,推举县绅邹鹄急就文稿,详述文天祥 身世,呈省政府责令修改错误。省政府也引经据典,予以反驳,不予承认。吉安县众绅士再 次陈述理由上呈,省政府不理。于是吉安县人把文稿直呈中央内政部、教育部。两部收文后 认为有理,批文至江西省政府,责成将教科书中文天祥吉水人改为吉安县人。此桩公案当时 影响很大,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时至今日,两县人仍把文天祥都认作同乡,见面说起此 事, 同样各执一词。 在新编的县志上, 都列传颂之。 文天祥研究专家刘文源先生也是吉水人, 他并不掩饰观点,认为在文天祥出生前144年,富田就划归庐陵县了,按通行的籍贯划定 原则,文天祥应是吉安县人。《宋史》作者没有注意到两县换地的事实,还是按北宋初的行 政区划来写,导致后人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 四、境优年丰 文化与自然环境、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良好的自然环境,繁荣的经济必然促进文化的 发展。先有“地灵”,才有“人杰”。庐陵文化的繁荣,正是依赖于优越的环境和发达的物质文 明。庐陵位于赣江中游,东、南、西三面山峦高耸,向赣江倾斜,依次为丘陵、岗地、河谷 平野,全境构成一个北面开口的巨大盆地,像是微微卷缩的手掌,其中河川网布,像是掌上 的纹路,穿流于丘陵岗地之间,形成无数个形状大小不一的盆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自然经 济时期,生产力水平普遍不高,这里确是适合人类生存的风水宝地。三面高山抵挡住疯狂的 风雨,海洋潮气、朔漠寒流到这里化作了和风喜雨,大的风灾、水灾不多。雨水充沛,日照 适宜,地广林茂,适应人类生存需要的水稻、麻类、油脂作物的生长。而且,自古以来,许 多君主诸侯争雄称霸的战争多在中原地带、江淮之间进行,江西腹地的庐陵,虽也曾受过一 些影响,但战患祸害较少,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安居乐业。经千百年来人民的开发,赣中大地 逐步变得富庶安康。有充足的史料证实,自唐宋至清朝中叶千余年时间,庐陵一带是全国经 济发达的地区之一。“吉泰民安”不仅是良好的愿望,而且成为现实。宋代在泰和做知县的诗 人黄庭坚描述道:“清风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变桑麻”;在外地做官的欧阳修也赞家乡:“青 林霜日换枫叶,白水秋风吹稻花”。旧《江西通志》上载:“自江而南,吉为富州”。 庐陵文化和经济的繁荣,得力于“母亲河”赣江航道的开通。在古代,河流是交通运输的 主要载体,赣江航运网络的构建,促进了庐陵地区信息流、物资流、文化流的形成。赣江从 万安的良口入境到新干的三湖出境,纵贯庐陵地区,全长260多里,此段河床较宽,水势 平缓,利于航行。许多条支流通往赣江,为人们提供了舟楫之便,灌溉之利。现在看来,赣 江似乎在全国的交通线上并不重要,航运也不太繁忙。可是,自秦至清2000多年来,赣 江是沟通祖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一直称作黄金水道。秦始皇在统一全国的过程,发军五十 万向南方推进,其中一支沿长江溯赣江而上,开通了赣粤交界处的大庾岭,派军驻守,再进 军征服了岭南。从此,赣江水道被利用,大庾岭出现了宽阔的山路。军饷物资顺赣江南运, 至赣州入章水达山脚大庾县,翻山陆运,再装船进北江顺流到广州(番禺)。秦军在赣境活 动,可从考古材料中证实。1976年春,在遂川县藻林乡左溪河岸边,出土了一批青铜兵 器,有铜戈、铜矛、铜镞等。经考证,从铜戈上的铭文体例、风格等特征看,皆属于秦时物 品,是山西临汾的工匠所造。遂川正位于通住广东五岭的要冲,这批兵器,是当年进军岭南 的秦军将士使用过的武器。 至于是什么原因遗落在这里?是在此进行过战斗, 还是一些秦兵 到此不前,安营扎寨定居下来?不得而知。自从开通了大庾岭交通线后,赣江成为北方通往 岭南惟一的一条航路,不仅是“官道”,也是民运的要道。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朝廷开始着力 把江西往广州的山路变得更方便些。唐玄宗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命张九龄率军民

修宽从大庾到南雄的陆路,开凿梅岭驿道。通过努力,终于把崎岖的山路修成一条平坦得可 行五部车子的坦途,并沿途设置凉亭、客栈。于是南来北往舟楫穿行,帆樯竞发,官宦商贾 云集两岸,庐陵的物产顺赣江流入长江发至各方,溯流运往粤桂;八方的信息和物品也经赣 江散至庐陵大地。 赣江及其主要支流旁建成一串城镇, 拱卫庐陵郡城。 许许多多的儒士雅客, 也在这条河上航行,写下脍炙人口的诗文,歌吟庐陵风光民俗;有的下船驻足,流连忘返, 探奇访古。当然,也有人将热泪洒落江中。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被执,元兵押着他翻山 越岭,乘船顺赣江而下,进长江往北至北京。他绝食数日,计算航程,到家乡庐陵时饿死, 以魂归故里。可是,船顺风而下,过了庐陵而不知,于是,他抖擞精神,傲然北上。这赣中 200多里水路,洒下了多少英雄泪! 赣江的畅通,带动了庐陵区域经济的振兴和社会的进步。在小农经济社会,能吃饱肚子 是人们追求的首要目标,流俗至今,见面最常用的问候语是“你吃了没有”?比起生活在干旱 的北方朔漠、石多土少的西南、水害濒发的大江大河旁和风浪侵袭的海边的人们,庐陵人要 幸运得多,因为这里粮食富足。古有“银鄱阳、金庐陵”之誉,银指棉花,金指稻谷。现在难 以推想古时的农业生产状况, 但从赣中每年提供给官府的粮食数目中可见一斑。 据宋代在江 西担任过隆兴知府的袁燮在 《蚭斋集补》 中记载, 吉州“八县之民输米郡仓, 斛计四十八万”, “时方和籴,吉当十万石”,就是说经常性的官库纳粮每年40多万石,临时性的和籴10万 石左右,并且他还说:“比新守至,籴已足”,就是没有拖欠,很快就纳足了。一石相当于1 20市斤,50多万石就是6000多万斤粮食,可见产量之丰。《宋会要辑稿·食货》中 也说:“吉州一岁运米三十七万余,合用五百料船六百余艘”,运往官府的粮食,要用600 多条载量500石的船,其气势的确很大。北宋时期,京城的粮食主要靠江南提供,每年漕 粮在600万左右,江南西路占120万石,吉州就占了近四十万石;南宋偏安,江南的赋 税任务更重,江西要提供粮食200万石左右,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吉州又占江西的三分之 一,约60万石左右。仅吉州一地,就为朝廷提供了近十分之一的粮食。吴曾在《能改斋漫 录》中作了记载。虽然吉州的税赋较重,但也可见当时粮食的富足,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 位置。 在交通运输主要依靠水道航运的古代,船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就像如今的汽车、火车制 造业、运输业成为牵动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那样,造船业、航运业是古代经济的龙头产业, 是该区域经济发展的象征。赣江繁忙的航运刺激了造船业的兴起,牵动了木材伐运业、饮食 服务业的发展。运输便利了,粮油麻桑茶等种植业、陶器、冶炼等加工业也随之逐步繁荣起 来。 有了丰富的物产,有了便利的交通,有了相对安宁的环境,与外界的交往也日趋增多; 中原文化不断渗入,教育逐步得到重视,庐陵文化在赣中红土地上孕育着、生长着,走向成 熟。 五、赣中名城 1991年7月,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吉安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确名符其实。从秦初 开通大庾岭山道,赣江成为沟通北方与岭南的“孔道”后,赣江的中游自然会出现交通线上的 “中转站”。从北往南溯流而上,过了峡江急流,水势开始较平缓了。到了螺山一带,地势格 外开阔,河面也较宽畅,人们把赣江的这一段称作“螺川”。再往上行,便有浅滩,河面收缩。 到了“十八滩”就更为惊险了。赣江西岸螺山以上地势稍高的地方,便成了南来北往的人最理 想的落处点。往上游去的,需要补充给养,蓄精养锐,好闯险途。顺水而下的,刚历艰险,

需平静一会,再浩荡前行。尤其是装载量重的船只,再向上难以航行,需把货御下一部分装 小船上运。从上往下运的货物,如粮食、木材,到宽阔的江面需“集装”出发。于是,这里便 成了人们的停泊处,成了物资的聚散处。于是,便有了交易,有了客栈,有了定居的人,有 了市场。 赣江中游岸边有多处这样的集镇。可是,地理环境没有这里优越。东汉末年,庐陵升格 为郡后,治所设在今泰和县城以北三里的地方,几十年后的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庐 陵郡治迁往今吉水县东北二十里的石阳县地。这两个地方都濒临赣江,交通倒也便利,但易 遭水患,江面停泊船只不很方便。而这里却不同。赣江受上游的山势挤压,弯成了弓状,弓 顶的岸边,地势稍高,不怕水灾,弓弯处有白鹭洲抵挡,水较深却又平缓,便于停泊船只。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上有神岗山,下有螺子山。这两山虽不高,只海拔一百多米,可在水边 突兀而起,雄踞江头,显得峻峭;背靠真君山,稍后有天华山、瑞华山;江对岸远处有青原 山等山峰拱卫,属易守难攻之地。上、下游来的敌人,在此处设卡,便难过关。在经商者眼 中也是个理想之处。这里处于上至赣州下至入鄱阳湖的中间地段,便于物资集散。赣江东岸 的水道富水、泷江,西岸的禾水、泸水,是赣江的重要支流。东至兴国,西至莲花、永新、 安福的物资下运,都在神岗山的上方入赣江,结聚后再航行。这些优势,在天下很不平静, 群雄争霸的三国两晋时期,是十分重要的。东晋任庐陵郡太守的孔伦,很有眼光,在咸康八 年(342年),便下决心把庐陵郡的治所,从石阳县城搬迁到属高昌县地盘的白鹭洲旁的 高岸处,筑城造宇,大兴土木。现孔家湾的地名就是那时留传下来的。 过了60年,这里是南朝梁家的天下。把高昌县并入石阳县,但郡治所未变。过了88 年的隋朝开皇十年(590年),改庐陵郡为吉州,把石阳县改为庐陵县。州官便在今赵公 塘一带建了个新的州城。又过了82年的唐永淳元年(682年),地方官们认为赵公塘那 里离赣江偏了一些,不太满意。为了显示李唐天下的气势,就把旧城废了,在现在的北门一 带新建了州城, 并把庐陵县治所也从石阳故地迁入 (另有隋开皇十年迁入说, 但证据不足) 。 原址只留下甘泉门地名和残存的青石街。新州城建有城墙,里面主要是官府、学宫。唐末、 宋、元数百年屡有改建、扩建,但城内一直是行政管理和教育机构。工商业则向西南方向延 伸,赣江边和后河两岸形成了商业区。到了明初,吉安府的都督朱政对城池进行了大规模的 整修和扩建,“城围九里,高二丈五尺,厚一丈二尺,城上置戍舍”(清同治《庐陵县志》), 设有五门:兴贤、永丰、迎恩、广丰(小东门)、嘉禾。门各有楼,楼有戍舍。后又加高了 城墙,增筑了敌台,成为江南很有气势的雄城。所处大致位置包括现在的市政府至吉安宾馆 一带。惜乎民国时二三十年代拆毁殆尽,只留下许多有纪念意义的地名在人们口中流传。 从东晋咸康年间开始,这里一直是庐陵郡、吉州、吉安路、府的治所,是赣中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在1600多年的风云变幻中,遭受过灾难,有过萧条,更多的时间是繁 荣发展。吉安城,是庐陵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古代文化的荟萃之地。 最先侵染人们心灵的是宗教。在孔伦将庐陵郡迁来的100多年前,也就是三国吴赤乌 元年(238年),佛、道教徒就捷足先登,到赣江中游西岸传经布道了。天华山下,僧侣 携西域宝镜驻扎, 筑了座“宝安寺”, 名声大振, 后得朝廷恩典易名为崇恩寺。 公元239年, 白鹭洲的上游几里处,耸起了一座砖塔,据说是便于系住放木排的缆绳,又说是镇水灾或起 航标的作用,还传说是东吴大将鲁肃监造的。后来人们称为古南塔,俗称马缆塔。塔旁,建 了座南塔寺。 过了十几年, 古南塔下游几里处山坡上, 又兴建了东山禅寺 (今市采茶剧团处) , 后改称祥符寺。 这第一批建起的寺庙, 距佛教传入江西境内的东汉中晚期, 不过几十年工夫,

距今有1700多年了。在以后的朝代里,陆续在赣江边建成了普渡寺、西塔古寺、与白鹭 洲隔江相望的金牛寺,在州城旁建了铁佛寺、地藏庵。往西方向,有晋代建的元妙观、设置 五岳行宫的五岳观。最有名气的,是赣江东边于唐开元二年(714年)建的禅宗圣地青原 山净居寺。这些寺观,随着朝廷的兴衰和君主的好恶而或兴盛或摧毁,到民国时,有的荡然 无踪,有的剩下残壁破宇,有的香火仅存。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吉州古城的平民和官宦儒 士,只得在寺观里求得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香烟缭绕,暮鼓晨钟,古老的城堡,被几 分神秘而又显现出安祥、文明的气氛笼罩着。南来北往的过客,也常在吉州城逗留,去庙观 燃上一炷香,以表心迹。北宋大文豪苏轼,流放到海南数年被朝廷召回,沿赣江北归。他在 吉州城中住了几天,到古南塔旁的南塔寺游览。正是清明时节,他为寺院的胜景所陶醉,写 了《寒食与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一诗:“城南钟鼓斗清新,端为投荒洗瘴尘。总是镜空堂 上客,谁为寂照境中人。红英扫地风惊晓,绿叶成阴雨洗春。记取明年作寒食,杏花曾与此 翁邻。”诗人被贬谪岭南荒远之地,来到庐陵,南塔寺清新如意之景拂去了心中的不快。他 希望明年清明百花盛开之时, 不要忘记有个老头子和这里的杏花作过伴。 诗中饱含对庐陵胜 景的怀恋和热爱。青原山禅宗七祖圣地,更是凡到吉州城的名儒显宦必去之处。 教育的兴盛,提高了吉州古城的文化品位,扩大了知名度。自唐代中叶著名忠烈大臣颜 真卿贬为吉州司马广辟学舍、大兴斯文以来,庐陵文风逐步兴盛,宋明两代奇峰突起。吉州 城内,英才汇聚,书香四溢。为适应科举的需要,宋代开始吉州的教育属“两条腿”走路。一 是官办的学宫,古称孔庙或文庙,是纪念场所和书院合一的机构,供士子们习礼求经;二是 民办,就是民间出资办的书院、会馆、私塾等。有的书院办得较好,官府也会资助,为半官 半民办性质。学宫、书院都是传授儒学经典之处,但书院的教学方式比较灵活,可以请“客 座教授”讲学,可以探讨问题,学术空气活跃。宋代绍定四年(1231年)开始,一个叫 曾宏甫的乡绅在天华山下办了所凤山书院, 集邑中俊秀于其中, 把自家的田划出一部分资助。 宋淳祐元年 (1241年) , 任吉州知州的江万里创建白鹭洲书院, 经费来源一为官绅捐款, 二为购置田地和房产出租的租金。在“庐陵硕儒”欧阳守道的管理下,白鹭洲书院很快成为江 西一流、全国有名的“高等学府”。历任“山长”的,均为很有声望和才学的大儒名师。在书院 讲过学的,多为当时有名的学者。以后600多年间,白鹭洲书院几度搬迁、屡毁屡建,但 一直是庐陵人心中的教育圣殿。其中的名胜云章阁、风月楼、古吉台、文山亭也一直是来吉 安的客人游览瞻仰之处。许多的文人墨客,留下了优美的诗文。白鹭洲书院的风景与变迁, 还是书院的最后一位山长、江西最后一个状元永丰人刘绎写得好:“鹭飞振振兮,不与波上 下,地活泼泼兮,无分水东西。”“陵回经几迁,此地仍然为砥柱;江河同万古,斯文有幸见 回澜。”在明、清,吉安有两所会馆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一是城西(现高峰坡一带)的西 原会馆,在唐代吉州司户杜审言所建诗社之处改建。明隆庆年间,由当时的名儒王时槐、陈 嘉谟创办,主要是交流学问,畅谈思想。每年九月为大会,三、六、十二月为小会,各地的 学者从四面八方汇聚一起,进行学术探讨,内容不外乎理学之类。二是明代的正德年间,庐 陵知县王阳明同子弟们在青原山讲“良知之学”。王阳明离任后,他的得意门生安福人邹守益 等组织了“青原会”。春秋两季,吉安邻近五郡的士大夫们汇聚一堂,还吸引了江南甚至北方 的王门学子,一同探讨“阳明心学”,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讲学、参学的人多了,就置了学 田,清初由名士施闰章恢复会讲,修建青原会馆。清代,吉安府城先后兴建了石阳书院、阳 明书院等10余所。吉州城书院、会馆的兴盛,为培育庐陵学子的创造精神和成就伟业发挥 了重要作用。 官府对施行教化的重要阵地学宫的建设是很重视的。吉州城内的州(府)学和县学学宫 建筑气势恢宏,可与官府衙门相媲美,而且环境还显得更清幽典雅。宋庆历四年(1044

年),知州李宽将原在州城西北的夫子庙迁于城西南,改建为州学学宫(建国后在旧址上建 地区行署机关)。历代对学宫进行了改建扩建,配套设施日趋完善,主体建筑红墙黄瓦,飞 檐翘角,雕栏画栋,巍峨宏伟,庄重清雅。庐陵县学学宫同时建于州城的东北方向(现市一 中运动场西侧),清代曾搬迁于仁寿山(现采茶剧院一带),后又迁回原地。州、县学宫里, 都有大成殿、明伦堂、崇圣殿、尊经阁、名宦祠、乡贤祠、文昌宫(进士堂)等建筑,走进 去,给人一种肃穆而幽雅的感觉。 吉州城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不管是学宫书院,还是游览纪念场所,都注意以庐陵先 贤的事迹来教育感化后人, 使人们能见贤思齐, 像先贤那样做人治学。 学宫书馆里的乡贤祠、 名宦祠、进士堂、科第题名碑之类就是起这样的作用。如庐陵历史上著名的“五忠一节”欧阳 修、胡铨、杨邦?、周必大、文天祥和杨万里等庐陵知名人士,便是供奉纪念的对象。对庐 陵籍的杰出人物,都会建祠堂纪念。如“六一”(欧阳修)祠、胡忠简(胡铨)祠、周益国公 (周必大)祠、文山?文天祥 祠等。最典型的是建在螺子山的文丞相忠义祠。该祠于明代 弘治十五年(1503年)始建,后不断扩建,有正气坊、仁至义尽坊等,立忠义主百座, 祭祀文天祥及其忠烈部属,旁设怀忠书院,后毁于战火。1935年,螺山文丞相忠义祠重 建落成时,不少人撰对联纪颂。有几副很有气势。“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取义成仁热 血一腔洒柴市;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报功崇德新祠再造壮螺山。”“是民族英雄,为夷 人仇敌,取义成仁肝胆异常如铁石;喷一腔热血,振万古纪纲,惊天动地精神不死镇螺山。” 忠厚仗义的庐陵人,对历代到庐陵任职者之中爱民的州官、县官,立祠以表感谢与纪念。如 颜真卿、江万里、王阳明等都建有祠堂祭祀。这些文化设施,起着引导人们向善、走正道的 作用,也增加了吉州城崇尚气节和儒雅之风的文化氛围。

处于粮丰林茂的吉泰盆地中心位置的吉州城,成为物资集散的枢纽、商业贸易的中心、 手工业、工业的基地,唐代就是全国32个中心城市之一。发达的水上交通运输促进了市场 的繁荣。官粮漕运是朝廷的大事。宋代吉州每年漕运粮五、六十万石,需在城边汇集。宋天 禧年(1021年),全国造船2916艘,吉州造525艘,占六分之一。城东南江边设 了朝廷定点的大型造船厂,称得上是当时的“重工业基地”。船场由官府派监官督造,还分派 200名士卒与工匠一同造船。每只船的装载量为500石,每石120斤,约30吨,即 使现在来看,这样的船也是庞然大物,而且平均每天几乎要造出两艘,可见规模的宏大。大 型窑场吉州窑的陶瓷,禾水、泸水河大量竹木及其加工品以及各县油料、麻、豆等农产品, 都在城边几个码头结聚散发。沿江大街旅店、茶馆林立,后街商铺接连,繁华而热闹。庐陵 县籍的南宋著名学者、词人刘辰翁在《习溪桥记事》一文中,对沿江一带作了描述:“歌钟 列妓,长街灯火,饮者争席,定场设贾,呵道而后能过,往往可厌……”虽然是写街道的拥 挤,但可反衬其热闹。 这座赣中重镇,自然受到皇室的关注,先后有十余位皇子被封为庐陵王或吉州王。比较 有影响的是唐朝的中宗李显。嗣圣元年(684年),他的母亲武则天把他的皇帝废掉了, 给他封了个庐陵王,过了21年才复位当了5年皇帝。李显天天提心吊胆怕被母后干掉,据 说来庐陵看了一下就回北方,躲在房州,不敢到庐陵王府来“上班”。在他之前的南朝时,刘 宋王朝的武帝把他的第二个儿子刘义真, 在永初元年 (420年) 封为庐陵王, 食邑三千户, 4年后被害。齐朝高帝的三子、梁朝武帝的五子、陈朝武帝的八子都曾封为庐陵王。唐朝除 封李显外,懿宗的儿子李保、南唐皇子李从谦、李景遂被封为吉王。明代嘉靖年间也有皇子 被封为吉安王。这些被封的皇子,有的没有来享受“王”的待遇,有的却据说在庐陵郡城建了

王府,很有气派。但建在何处?什么样子?似无史载,有待考证。只是清代以后,吉安不再 是封王之地,王府也渐渐荡然无存了。 吉安这座古城,千百年来被以文天祥为代表的浩然正气激荡,被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风 所熏染,诞生了一批批忠烈之士,走出了一代代文坛骁将。飘荡过朱熹、周敦颐、程颢、程 颐等儒学大师传经的声音,散发过王勃、张藉、苏轼、黄庭坚、辛弃疾等文学巨匠泼洒的墨 香,铭刻了颜真卿、王阳明等贤臣的政绩。一砖一瓦,都浸染着古朴和文明。这里,也曾挥 舞过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刀剑, 曾响起元末红巾军的呐喊, 曾擂起明末张献忠起义军的战 鼓,飘扬过刘同升举起的反清复明大旗,曾燃烧过太平天国雄师点起的战火,是一座不甘忍 受屈辱的城,一座敢于反抗、追求光明的城。

1600多年过去了,吉安城历经劫难,不少的文物古迹被毁。但是螺山的松涛,白鹭 洲的蝉鸣,钟鼓楼的风声,铁佛寺的香火,小桥畔的倒映,甘雨亭旁的浆声,古南塔上的汉 砖, 大榕树中的鸟语, 神岗山下的波涛, 在喧闹的现代都市中, 会勾起你一份幽幽思古之情, 送给你一缕慰藉,带给你吉祥和安宁。 第二章 交流融汇 ——庐陵文化的兼容和开放 封闭导致落后,静止意味着衰亡。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与进步,都是通过互相交流、融 汇贯通形成的,庐陵文化的繁荣也是如此。随着大庾岭山路的开通和梅岭驿道的拓宽,赣江 不仅是一条战略要道,也是一条文化、经济交流的通道。富庶的庐陵地区,便大开山门,广 为吸纳来自南北的各种思想、观念,通过改造创新,逐步形成有区域特色的文化。待到赣中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了与北方同等甚至超越的阶段的时候, 周边地区的文化之流向赣中的吉 泰盆地倾泻, 汇成了一股清澈而甘甜的文化洪流, 浩浩荡荡地涌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大海之中。 一、人迁文兴 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然随着人类的活动而发生变化。 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从不同的地方汇聚在一个区域里,带来了不同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在交流中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存在形式和表现方式, 在一定的环境 里延续。庐陵文化也是因人的流入、定居而创建的地域文化。 追溯庐陵的历史,我们只知道在远古时期便有人类的活动,可无法知道到底哪个时期有 多少人?是怎么生存的?只是据考古学者们推断这些人与古吴越人有紧密关系。直到西汉, 早已设县建制的庐陵的人口有多少,仍无证据。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豫章郡所属县的 人口平均2万人左右,庐陵县也包括其中,这只不过是个平均数罢了,可能不止这个数。因 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组织了征服“百越”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派 大军开往闽越,主要在江西境内集结运动。其中的一支沿赣江而上往岭南,“一军守南野之 界”,修建军事要塞。当时,南野属庐陵范围。战争结束后,除少数将领回北方外,大部分 士兵留在赣粤安家成亲,庐陵县的地盘内定有不少落户定居者。几年后,秦始皇在中原又征 召50万人谪戍岭南,主要从赣湘两地经过。其中有不少是有罪的人和秦军的俘虏,从中原 千里迢迢走向南方,有的还是携老扶幼,一家几口相随,一定有不少流落者和逃亡者,无法 回家。为了生存,只有选择条件较好的地方垦荒种地,与当地人杂居。庐陵的丘陵山间,散

居着先秦的子民们。过了200多年后的公元2年,先民们繁育了许多代。因此西汉时庐陵 县应该不止2万人,不然的话,190余年后的东汉末年,庐陵就不会升格为辖县的郡。据 陶元珍所著的《西汉之际北京汉族南迁考》载,“曾子十五代嫡孙曾据,官都乡侯,有功加 关内侯,生于汉元帝永元元年,耻事新莽,于始建国二年(公元6年),集合全家族二千余 人渡江,家庐陵吉阳乡,卒葬吉水仁寿乡”。仅曾氏一族就在西汉中期迁入二千余人,可见 北民南迁人数之众,使庐陵人口大增。 东汉末年开始,来自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民族多次南侵,造成政治震荡,中原的经济生产 和文化发展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使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向南转移,经东晋、中唐至 南宋,这种文化南移的过程方告完成。 第一次北民南迁、文化南移的大波澜,是西晋的永嘉之乱。晋怀帝被胡人所掳,晋室南 迁。当时的中原人士为了避乱,进行了大规模、长距离的迁移,许多人涌向江南。进入江西 境内的主要在赣北一带落脚,一部分人顺赣江而上,在吉泰盆地安家落户。 第二次南移的浪潮是唐代的“安史之乱”和唐末的动乱。 “安史之乱”的战祸几乎遍及黄河中 下游地区,历时8年之久,对北方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各界人士纷纷逃往江南避乱,处于长 江中下游交界处的江西是北民们的主要迁移地之一。 唐末藩镇割据又爆发农民起义, 许多北 方的士族大批南逃。 在北方近百年的战乱期间, 相对平安和比较富庶的赣中庐陵成了南下人 士比较理想的避难“胜地”。光绪版的《泰和县志》中载,当唐末战乱之季,“四方大姓避地 者辐辏而至,曾自长沙,张自洛阳,陈、严、王、肖、刘、倪等族,皆自金陵而占籍焉,而 生齿之繁,逐倍蓰于旧”。我们李氏的族谱上,也明白地记载说,始祖李晟在唐代因战功封 为“西平王”,后裔为“避五季之乱”迁徙江西,其中的一支从袁州迁吉州,又分若干支派。在 庐陵“西平李”分布甚广,不乏百户、千口大村。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中记下了唐 后期的各州户口数。开元时(713—741年)吉州34481户,过了五六十年的元和 间(806—820年),达到41025户,户数增加了10%。这一流动趋向一直延续 到北宋。到200多年后的宋崇宁元年(1102年),吉州户数达到335710户,近 96万人口。 第三次人口南移之潮是爆发于1126年的“靖康之难”。金兵掳走了宋朝的皇帝,康王 赵构偏安临安,史称南宋,开始了100多年的对峙局面。南北双方时战时和,不堪忍受战 乱和压迫的北民离开家园,源源不断追随“宋皇”。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六中道:“中 原士民, 扶携南渡, 不知其几千万人”, 《宋史》 卷二十三中云: “民皆渡河南奔, 州县皆空。 ” 经历年人口迁入繁延,庐陵一带的人口达到新的高峰。 据地方志资料记载,永丰县建于隋唐五代的村庄65个,建于宋代的213个。永新县 仅唐、五代时期迁入的有龙、贺、张、左、尹、段、李、胡等21个姓氏,可查的建于唐末 的村庄17个。安福县现有100户以上的村庄25个,其中唐代建村的有7个,宋代建村 的有10个,唐宋两代建村的占了一半多。吉安市郊的樟山乡,现有自然村86个,建于宋 和元初的村就有25个。元代以前建的村,明、清两代辐射发展,漫延开去,已不知有多少 村民的祖先是北人。 三次大规模的北民南迁使庐陵人口大增,经代代发展成为土著居民。明代中叶后,官府 赋役繁重,官绅疯狂兼并土地,农民大量破产逃亡。明末与清初频繁的战事,清廷的武装镇

压,导致田园荒芜,人口流离。“三藩之乱”平息后,清政府考虑要让人民休养生息一下,不 得不招集流民垦荒。在秦汉开始的北民南迁过程中,一部分人过了长江便沿途落户,一部分 人翻越闽、粤大山继续往岭南、往东南沿海前进,生活在山岭之中,称之为“客家”。可能因 有的地方土地较少, 或人口太多难以居住, —部分客家人便沿着先祖南下的途径, 逆向返回, 由东南往西北方向逐步推进,择地居住下来。因是“客家”,多在还未开垦的偏远山区落脚, 搭棚而居,待有积蓄再建房,人们称他们为“棚民”。这些“棚民”在明清两代数百年间陆续进 入庐陵一带,有的便与当地同化了,有的还称客家。据乾隆《龙泉县志》载,遂川“丁口半 出流寓”。吉安县的东固镇(今属青原区)大小村庄200余个,明末清初从福建迁建的村 庄46个,从广东迁建的村庄13个,从赣南兴国县境迁建的村庄100多个。在庐陵一带 的山区,散布了大量倒迁入赣的居民。 外地居民除因战乱灾荒迁入庐陵境内外,还有些特殊的原因迁入。一是为官。一些朝廷 委任的州、府、县官御任后,不回原籍,留居繁衍子孙。如永新县的贺姓,是县里的大姓之 一,其祖先是浙江会稽人,唐朝会昌年间(841—846年),任永新县令,任期满便“择 居良坊”,后裔分迁多处。二是贬谪。如三国时吴大将周瑜第二子周胤,因与朝廷不合,被 贬到安福县,后在枫田蜜湖村立籍。三是赴义。先祖为陕西咸阳阳陵公的张氏后裔张千载, 南宋时在九江道任职。文天祥组织军民抗元,兵败被押至燕京,张千载仰慕文天祥,一直追 随到京城,坚持两年多为狱中的文天祥送饭。文天祥被害,张千载“愤然仗义”,冒着危险收 拾文公骸骨,将发、指遗物背负南下,葬于文天祥的家乡庐陵富田。他以宋遗臣自居而不仕 元,在泰和坝上安家,死后与夫人顾氏同葬泰和,其子孙散居庐陵各地。四是军队驻防。如 明代洪武初,参军邵照是南京应天府人,因追击红巾军将领,奉命镇守安福老湖村后山洞, 在此安家,为安福严田邵氏始祖。此外,还有不少从外地来庐陵做生意的商人、做手艺的匠 人定居繁衍。 人口的移迁流入,有力地推动了庐陵文化的繁荣。他们把原籍的风俗习惯、传统观念、 生产技艺带入了新的居住地,给当地的文化注入了新的气息,两者交融便形成了新的气象。 首先是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为避战乱迁入庐陵的人流中,有不少是北方的大族世家,到 了新的地方,仍千方百计保持昔日的气势,试图有朝一日东山再起,恢复过去名门望族的辉 煌。他们知道自己这一代迫于环境无望振兴,便把希望寄托在后一代身上。于是,格外重视 对儿孙的教育,盼望后代成名成家,光宗耀祖。唐代庐陵创办的一些书院,多与北方流寓之 士有关。在庐陵为官御任后定居者,大多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要求后代多读书,求个功名。 这就从客观上带动了崇文尊教之风的兴起。 第二是促进了良好民风的形成。阅读县里的族谱发现,姓氏的远祖,大多是皇室王侯或 历史上的名相大儒。姓李的与李唐皇室有关,姓刘的牵涉到汉高祖,姓萧的尊萧何为祖,族 祠称“相国第”,姓王的说王安石是先祖,姓赵的说是宋赵天子的后裔等等。其中有的是真实 的,有的是牵强附会,有的根本属子虚乌有。不管如何,编写族谱者的愿望是善良的,至少 能起到使后辈见贤思齐的作用。从各方流入庐陵的人士,的确有不少是达官贵人,不管是逃 难来的,遭贬谪来的,还是当地方官解任定居的,作为他们的后代,不太清楚先祖的不幸, 更多的是记住其功德。 随着年代久远, 祖先们会被描绘得越来越道貌岸然, 成为族人的偶像。 祖先们良好的道德观念和传统, 代代继承和扩展, 有利于合符当时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族风家 风乃至民风的营造。欧阳修说他的祖先是河北人,十三代祖仪为唐御史中丞,九世欧阳琮任 吉州刺史,家住庐陵,后世或居安福,或居吉水、永丰,后代多儒士。南宋名相周必大的祖

居在河南郑州, 先祖秦公任吉州通判, 遇乱不能北归, 就在庐陵安居。 颜诩是唐代大书法家、 名臣颜真卿的后裔,南唐时任永新县令,解任后定居下来,到了晚年,已是“一门百口,家 法肃然”的大家族,文风兴盛。追溯庐陵名人的家族史,可知先祖遗留的良好传统,给了他 们深刻的影响。 第三,引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迁入庐陵的人氏,为了更好地生存,必然把原籍较为先 进的生产技术、能提高劳动效率的生产工具带入新的居住地。属古庐陵范围的赣中南山区, 在南朝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铁制农具,其中镰的刃部可见齿痕。镰刀开齿,提高了切割的 效率,是比较先进的农具。专家们推测可能是稻谷生产发达的吴越传入的工具。唐宋时期, 庐陵的农业较为发达,这与优良稻种的引进和耕作技术的提高很有关系。否则,北宋泰和人 曾安止,无法写出五卷记载了庐陵一带50多个水稻品种名称、来源及管理方法的专著《禾 谱》。豆麻蔗棉等农作物栽培、陶器烧造、纺织等技术随着外来人口的迁入而传播开来 二、领袖祖居 北方和四周的人纷纷流入庐陵定居繁衍,同时,又有不少庐陵的居民或因征战、或因谋 生、或跟随亲朋走出庐陵,在外地扎根。总的趋势是往西、往南方向迁移。宋末和元末,为 避战乱,有的庐陵人逃往湘、桂之地。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报复曾为对手陈友谅筹粮扩军 的湖南人民,登基后便对湘潭、湘乡一带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几十年后,这一地区的人口 减少了大半,许多地方没有了人烟。朱元璋在1385年下令向这些地区大量移民,庐陵是 重点移民点之一,一批批的庐陵人陆续迁往湖南。这就是民谚中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 川”的由来。于是,如今湖南、四川、广西、贵州一带人的祖籍,许多是庐陵。前几年,广 西、贵州的李姓家族,都曾到我村寻祖。 在大量的外迁庐陵人之中,他们的后裔出了几位新中国的领袖人物,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众所周知,开国领袖毛泽东是湖南韶山人,而韶山的开基祖毛太华曾家居江西吉水县龙 城(今八都镇)。元末战乱,毛太华和族人一道举家迁往云南澜沧避难。红巾军进驻云南后, 毛太华投奔朱元璋,戍守边疆。天下平定后,毛太华以边地为家娶妻生子。因有战功,受到 朝廷赏赐,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带长子清一和四子清四内迁湖南湘乡。毛太华 死后,清一和清四迁到湘潭韶山开山辟地,定下居来。韶山毛氏一直尊毛太华为始祖,毛泽 东是毛太华的第20世孙。清光绪七年(1881年)二修《毛氏族谱》载:“始祖太华, 元至正年间(1347—1368年),避乱由江西吉州龙城迁云南……”毛泽东是毛太华 的嫡系子孙,500多年后,他回到先祖曾生活过的土地上,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奠 定了中国革命的基业。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祖籍是庐陵,这是确凿无疑的。1990年11月27日 的《人民日报》第八版《大地》专栏中,发表了作者张颂甲的来信称,据广东蔡世武提供的 确切材料, 邓小平的祖籍系江西吉安府庐陵县。 1993年8月出版的邓小平女儿笔名毛毛 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提供的原始材料是这样记载的:“一世祖为邓鹤轩,原籍 江西省吉安府庐陵县人。洪武十三年(即1380年,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的第十三 年),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家广安”。毛毛在书中的叙述是这样的:“我们邓家的老祖先是 江西吉安府庐陵人,在明太祖年间出了个叫兵部员外郎的武官,被派到四川的广安履任,从 此开始了我们四川广安邓氏的纪元。 而这个邓氏明代以前在江西的情况, 因为只有这位鹤轩 老先辈一人知晓,可能又未曾告诉后人,因此便失传无考了。”上述材料明确指出邓小平的

先祖是吉安府庐陵县人,这是毫无疑义的。可到底属于庐陵县的哪个村,目前还没有找到确 切的史料证实。在600多年的变迁中,战乱天灾濒繁,人口迁移较多,谱牒文献要保存下 来实非易事,尤其是些不大的村庄,族史资料不完全。要找出邓氏迁出的地方,还有待深入 调查。 另据史料载,刘少奇是湖南宁乡南塘人,南塘刘氏始祖刘时显于明朝中叶嘉靖年间(1 522—1566)从吉水县的枫江南岭迁往湖南资阳,再迁南塘。《南塘刘氏族谱》云: “吾族世居江西吉水。”比毛氏从吉水迁出晚近200年。 共和国三位领袖的祖籍均为庐陵, 确为一大奇观。 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我不以为然。 他们的祖先都是元末和明代才迁出的, 此前一定已祖居了许多代, 唐宋时庐陵文化已很繁荣 了,这些祖先都是有一定的地位或知识的人,不可能不受到熏陶,迁到外地后,毫无疑问会 把思想观念、习俗等传承给下一代。虽然会有所变化发展,但某些成分仍会保留下来。庐陵 人勤奋进取的精神、道德文章并重的良风,成为一种遗传的意识“基因”,对三位领袖的成长 可能会产生某些影响。这样说,并非牵强附会。 三、主流冲击 自从西汉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封建统治者所采纳后,历代的封 建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都把儒学当作正统大力提倡和推广。这种以儒学精神为主体 的文化潮流, 顺着赣江水道的开通和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涌向 赣中的庐陵一带,使之成为“先儒过化”之地。赣中盆地物产丰富,相比于战乱频发的中原和 长江两岸,显得比较平安富庶,为中原的正统文化提供了积蓄和发展的条件。唐宋时期,庐 陵的学校书院已很发达,领先于江南,促进了儒学正统思想的传播,也培养了一代代正统的 儒者。有的专家认为,对中原儒家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江西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庐 陵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此说很有道理。 在研究庐陵文化史时不难发现,庐陵涌现的一批批英杰,大多是堂堂正正的儒士,忠义 坚贞、经世济时的正统观念特别浓烈。追溯历史可知,东汉时儒生们用天人感应的学说对儒 家经典进行穿凿附会形成的谶讳神学,三国两晋时期流行很广的,由儒道结合形成的玄学, 在庐陵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到了唐代中期,在科举制度的刺激下,庐陵兴办了4所书院,数 量在江西领先,扩大了儒学经典传播的范围。尤其是著名忠烈大臣颜真卿在永泰元年(76 5年)贬为吉州司马后,广建学舍,以兴斯文为己任,为儒学的传播推波助澜。到了宋明两 代,江西理学盛行,庐陵深受浸染,正统儒学不仅生根开花,还延绵不断,茂密丰繁。 不少专家学者提出, “文节俱高”是赣人精神面貌的主流形象。 而“文节俱高”的形象在庐陵 人身上表现得更集中、更强烈、更突出,甚至可以说,是赣人的典型代表。据许怀林教授考 证,最先正式给江西下“文章节义之邦”评语的是南宋时四川人李道传。当时,吉水杨万里去 世了,朝廷要给个谥号以示褒奖。给个什么谥号呢?任考功郎的李道传便上了奏折,其中说 到江西自宋朝以来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之士, 如欧阳修、 王安石等九人, 都是以文章和气节“著 于时而垂于后”之士,因此,建议给同样有骨气而又是大诗人的杨万里的谥号为“文节”。大 臣们同意此看法,宁宗就批准了。“文章节义”并重,当时指的是庐陵人,后来才扩展至江西 人的。“文节俱高”,正是在正统儒学精神的熏陶下形成的一种理想品格,是理学中优秀成分 所结出的硕果。

北宋的周敦颐称作理学的开山祖师,他是湖南道县人,但一生大部分活动在江西,终老 在九江。这位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所倡导的理学,是孔孟儒学的继承与发展。 他提出的理、气、心、性、命以及立诚、主静等学说,论证了封建秩序和道德合乎天理和封 建思想的至尊、至贵以及封建君主的独尊地位,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影响深远。他在庐 山筑濂溪书院, 进行理学启蒙。 他曾专程到庐陵传播学说。 不少县把他讲过学的场所称作“濂 溪书院”,以示纪念。较为偏远的万安也留下了他的足迹。万安县民为感谢周敦颐及其弟子 来县里讲学,于宋淳祐元年(1241年)兴建了濂溪祠崇祀,后改为书院。周敦颐在江西 许多地方任过职,皆有政绩,很得人心,尤其是他高洁的品格受人尊重。他所颂荷花“出淤 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性,给庐陵人以启迪和引导。 程颢、程颐是周敦颐的嫡传弟子,他俩认为封建“三纲五常”是天理,提出了“灭私欲,则 天理明”的命题,竭力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极大”的说教,强调内心静养,悟出大理,为 封建统治效劳。朱熹集理学大成,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为宋代以后的统治阶级所 尊崇。程朱理学在庐陵因教育的兴旺而流传广泛,其中忠贞不一、保持节操的观念等积极因 素深刻地影响着庐陵儒士。他们恪守“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把立德、立功、立 言、舍生取义视为最高的境界。有的学者认为,是理学思想熏陶和造就了庐陵一大批忠贞节 烈之士,是有说服力的。两程和朱熹都到过庐陵传播学说,著名的学府白鹭洲书院建有纪念 周、程、朱等儒学名师的“六君子祠”,供学子瞻仰。朱熹到万安讲学时,题了“云兴书社” 的匾额。到了明代,程朱理学在思想学术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得到了朝廷的全力保护,科举 考试也是以朱熹注释的书经内容为依据。 明代中期,王阳明在继承理学的基础上,宣扬“致良知”心学观点,教人“静坐”修养,目的 也是“存天理灭人欲”,维护封建统治。他于正德五年(1510年)任庐陵知县,又任过南 赣巡抚,在江西活动多年,他在江西的追随者称作江右王门。心学的传播盛极一时,有“家 孔孟而人阳明”之说。江右王门之中,有几位当时全国著名的心学名士就是庐陵人,如安福 的邹守益、王时槐、刘邦采,永丰的聂豹,吉水的罗洪先,泰和的胡直等,禀承、发展了心 学理论,在我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庐陵称得上是王门心学的重要基地,誉为“理学 之邦”。明正德年间,王阳明在佛教名山青原山传播“良知之学”,远近许多儒士前来听讲。 邹守益等人也常在此讲学,探讨交流心学理论,成为当时江西一大盛事。阳明心学得到了封 建统治者的认可和青睐,成为一大显学,甚至对科举考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江右王门之徒 众多, 使教育发达的庐陵地区在科举考试中受惠, 屡屡获胜, 出现了一门多进士、 连中三元、 父子同登第等许多奇迹,令世人注目。 四、诗坛留墨 庐陵的青山秀水,胜迹名景,风物人情,自古以来吸引南来北往的文士宦贾驻足其间, 流连忘返。他们有的是途经此地,有的是从外地调往庐陵任职,有的是前来会友见客,以不 同的心情,不同的目光,从不同的角度描绘景物,抒发热爱颂扬之情。他们不仅在庐陵大地 留下足迹, 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留下了千古流芳的诗作, 为庐陵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 注入了活力,也使庐陵文化流传开来,扩大了影响。 描绘山水风光,借景抒情 唐代著名诗人张籍,是安徽和县人。他的名篇《枫桥夜泊》传颂千古。他路过庐陵时在 万安下榻,写了《玉山馆》一诗:“长溪新雨色如泥,野水阴云尽向西。楚客天南行渐远,

山山村里鹧鸪啼”。把远离家乡的愁绪寄寓山水之中,他的心情可能会开朗一些。 北宋以咏梅而驰名诗坛的诗人林逋,是浙江杭州人,他写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 月黄昏”一联,不知赢得了多少赞誉。他在《过安福》的律诗中写道:“……云根旅店多沽酒, 山崦人家亦种田。谷鸟惊啼冲暮雨,野梅愁绝闭寒烟……”。以细腻的笔调,描绘了安福早 春悠远朦胧的山景,令人神往。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仕途不顺,被贬到广东惠州,又贬海南。奉召回京,乘船沿赣江顺 水而下往北,在庐陵一带盘桓数日,留下了诗作,借景抒发遭遇不平之情。如《八月七日初 入赣过惶恐滩》一诗写道:“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 恐泣孤臣”;说的是万安与家乡四川眉山相距遥远,听见此处叫“惶恐滩”(原名黄公滩,苏 轼借谐音称惶恐滩),使我这个贬逐在外的孤老之臣心酸得哭泣起来,接着写道:“长风送 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最后两句的意思是,我 一生经历过许多风波, 可以替官船担任水手了, 岂只知道些渡口哩?表达的是作者对人生坎 坷的激愤之情。 称为“江西诗派”鼻祖的北宋大诗人黄庭坚,曾任泰和知县,写了许多描述庐陵风物的诗 歌,流传最广的是《登快阁》一诗:“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 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此诗以洗练的笔墨描绘了快阁的景色,给人以清新轻柔的美感,尤其是“落木千山天远大, 澄江一道月分明”之句,意境开阔,是黄诗中的精华。快阁也因此诗而名闻天下。 南宋诗人戴复古是浙江黄岩人,喜欢游历江湖,所写的《庐陵城外》一诗,对庐陵风情 描述情趣盎然。诗曰:“郭外人烟好,行行过北阡。迎船分社肉,汲井种春田。绿树前村路, 黄梅细雨天。客游乡土别,景物只同然。”在黄梅时节,诗人所见的庐陵景物风俗似乎与家 乡黄岩相似,触发了他的思乡之情。 明代曾任朝廷台阁大臣的湖南茶陵人李东阳,是当时的诗坛领袖,他所写的《吉安》一 诗,很有气势,“山势西来断,江流北去平。万家深树里,闻是吉州城”。赣中名城吉安被诗 人简洁地勾勒数笔,便展现眼前。 南宋时豪放派词的代表人物辛弃疾,是独领风骚的爱国诗人。正逢金兵南侵,国家危亡 之际,他路经万安县南的造口壁,写下了千古流传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一词:“郁孤 台下清江(赣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宋隆裕太后被金兵所驱,沿赣江逃至赣州)!西北 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诗人站在庐 陵故地,充分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怀,激励人们去挽救民族危机。正义战胜邪恶,是历史发 展的趋势,无数的庐陵人受到了鼓舞和鞭策。 游览名山胜地,抒思古幽情 峡江玉笥山是道教胜地,历代有不少名人游览此山时歌咏其景。最早的是公元五世纪南 朝的著名书法家萧子云,他是南齐高帝萧道成之孙,江苏常州人,战乱时曾携家隐于玉笥山 郁木坑。他写的《题郁木洞二首》,描述了玉笥山中云蒸霞蔚的仙景。“千载云霞一径通, 暖烟迟日锁溶溶。鸟啼春昼桃花拆,独步溪水采碧茸。”宋代集理学之大成的思想家、教育 家朱熹,也写了几首颂玉笥山胜景的诗,其中《游玉笥飞仙石》诗把玉笥山下神奇的石景描

绘得活灵活现,比作杭州灵隐寺前的飞来峰,“巨灵劈破三千丈,西竺飞来第二峰”,写石洞 之行更是奇妙:“出洞风寒疑有虎,藏身夜半忽成龙。” 佛教胜地青原山称作“江西第一景”,引来了不少名人游览拜谒,留下墨宝或描风景,或 表幽情。北宋曾任吉州通判,后官至参知政事的开封人向敏中,在《游净居寺》中写道:“四 面烟岚合,吟魂到便清。乱山供远翠,幽竹送寒声。磬韵听时歇,云根望处生。尘机闲摆落, 潜得笑浮荣”。从远到近,静中有动,有色有声,读后如临其境,末尾一句,表达了视荣华 富贵如浮云的达观之情。南宋末年的忠烈名臣谢枋得,号叠山,是江西弋阳人,他像文天祥 一样坚决抗元,宋灭被捕囚于京城,誓不屈服,绝食身亡。他到青原山游览,写了《石砻瀑 布》一诗,“石砻神所居,祠构峭壁下。流水涧中来,飞瀑石上泻。雨晴水乐喧,月冷冰帘 挂。……”最后两句引清廉之士吴隐之不喝贪泉的典故,反其意而用之,“此泉非贪泉,饮者 勿惊讶”。表达了他对青原山水的赞美。南朝率部守卫赣州、抗击清兵失败投水而死的名将 江西清江人杨廷麟,到青原山后写了《翠屏》一诗,“翠屏环抱处,到此似无门,老树常疑 雨,青山终不言。临流炉自煮,怀古笔留痕。石片青云起,闲人手欲扪”。刻画了净居寺旁 翠屏山的静幽古苍,令人神往。黄庭坚写了多首描述青原山风光的诗,其中《次周元翁同曹 游青原山寺长韵》 长达46句230字, 字字珠玑, 被刻在石碑上, 成为青原山“四宝”之一。 白鹭洲林茂沙白,流水环绕,建在洲上的书院,是当时全国闻名的学府,培育了大批庐 陵俊杰,自然成了诗歌描述的对象。宋代曾任吉州州判的徐俯,江西修水人,也很会作诗。 他写的《白鹭州》一诗简捷明了,用对比的方法活用李白诗句描其景。“金陵与庐陵,俱有 白鹭洲。相望万里江,中同二水流”。明代任吉安知府的湖北黄州人汪可受,很重视教育。 当时白鹭洲书院早已被水毁坏荒芜一片。他便主持修复,筑堤防洪,扩建院舍,使古老的书 院重现生机, 为庐陵人民做了件大好事。 任地方官的他, 忙中偷闲欣赏洲景, 心情是舒畅的。 他写了《谷日白鹭洲》一诗:“雨后春堤日不同,岁初官阁案犹空。且将杯泛江湖上,莫负 新居花鸟中。野老喜晴惊谷日(谷雨这天),舟人迎水识东风。思归最爱归来客,乘兴还看 月下松”。 瞻仰名人故址遗迹,颂其精神业绩 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开一代新风的文豪欧阳修,称作文坛宗师。庐陵人为有如此 杰出的先贤而自豪,外地人士参观了纪念欧阳修的场所,也不由得挥毫倾诉仰慕之情。元代 崇仁人虞集,曾任朝廷翰林学士,是有名的学者。他在《题欧阳文忠公祠》诗中道:“知公 遇难已当年,况复泷冈十世阡,金石旧文藏劫火,丹青遗庙祀乡贤”。说的是欧阳修为父母 墓道写的碑文《泷冈阡表》,经历了火灾仍然保存,欧公的画像仍在祠庙里祀奉着,“终身 未必惭韩愈,作者谁将继马迁?鸣鸟不闻惊岁晏,长淮清颍一茫然”。作者借用苏轼对欧阳 修的称颂,把欧公比作古文运动的旗手韩愈和史学家司马迁。然而想起欧公贬往淮河颍州, 心里不禁感到迷惘失意。清代曾任永丰知县的河南人李金台,在《谒西阳宫》诗中云:“六 一(欧阳修号“六一居士”)文章擅一时,孝思尤重泷冈碑。谁知贝阙珠宫里,也爱人间绝妙 词。”西阳宫是欧阳修的父母墓所之宫,作者称颂了欧阳修的孝道和才华。 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浩然正气与不屈的精神感召了无数华夏儿女,家乡人民建祠筑墓纪念 这位伟人。清代任吉安知府的奉天镶黄旗人卢崧,虽不是汉族人,也对文天祥十分崇仰。他 在《丁酉春月雨中赴螺山谒文丞相祠》中道:“丞相祠堂吉郡东,山川无乃宋时同。赣江难 洗存亡恨,螺岭空标今古中。一去蒸云歌正气,独留遗像对春风。沿溪新雨桃千树,多为先 生洒泪红”。文天祥的精神化作了遍地盛开的桃花,染红了庐陵大地,卢知府的诗作很有几

分浪漫色彩。 清代任过南雄知府的浙江平湖人陆世楷,到吉安富田拜谒文天祥的墓,写了《庐陵过文 信国墓》一诗:“黄冠偶忆少陵(杜甫)诗,方外生还岂所期。呜咽墓前流北水,寂寥垄畔 向南枝。 殉身柴市成仁义, 合葬螺川感孝慈 (文天祥灵柩南归时恰逢其母灵柩也从广州运回, 在江上相遇)。正气此邦常不泯,九原把臂有新知”。此诗表达了对文天祥宁死不屈,忠于 民族精神的钦慕之意。 离开庐陵,抒离愁别绪 称作唐初诗文“四杰”之一的山西人王勃,所写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句妇孺皆 知。他路经庐陵到泰和与县尉唐某相会,在白下驿辞别时,写了情深意长的《白下驿饯唐少 府》一诗:“下驿穷交(患难之交)日,昌亭旅食年(两人都是流落他方)。相知何用早, 怀抱即依然。浦楼低晚照,云路隔风烟。去之如何道,长安在日边。”后两句隐喻自己政治 上不得志,今又告别好友,有一种难言的哀怨。 晚唐大诗人江苏丹阳人许浑,所写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传世名句,诗名重一时。他南 下乘船至庐陵,在郡城里与庐陵太守相会,写了首《舟行早发庐陵郡郭寄腾郎中》一诗:“楚 客停桡太守知,露凝丹叶自秋悲。蟹螯只恐相如渴,鲈鱼会应防曼倩饥。风卷曙云飘角远, 雨昏寒浪挂帆迟。离心更羡高斋梦,巫峡花深醉玉卮。”庐陵太守的盛情招待,许浑用生花 妙笔一一描述,只是欢宴过后又要经历旅途的艰辛,又在这深秋时节,谁没有些伤感?诗人 对庐陵很有些留恋。 北宋曾任永新县令的浙江钱塘人元绛,后来官至参知政事。在永新任满离别时,写了《春 风堂》一诗:“三年到此别无功,种得桃花满县红。此日不能收拾去,一时分付与东风。” 元绛引用晋潘岳任河阳令时在县中满种桃李传为美谈的典故自喻, 有几分自得自足, 又含惜 别深情。仅从此诗看来,元知县是位有些政绩又有文采的好官。 还有不少的历史名人,对庐陵风情作了描述。这些珍贵的文学遗产丰富了庐陵文化的内 容。这不仅是一种交流,更重要的是对文化发展的推动。唐代拓宽梅岭驿道的名相张九龄, 乘船经庐陵去岭南时,在《自豫章南还,江上作》中云:“津途(水路行驶)别有趣,况乃 濯吾缨! ”说的是用清澈的赣江水洗涤我的冠缨, 语出 《孟子》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 表明了要保持自己节操之意。明代大理学家、政治家王阳明,在吉安城郊游览时写的《游瑞 华》诗中道:“松古尚存经雪干,竹高还长拂云梢”,以松竹劲节隐喻自己的抱负和志向,这 正是庐陵人追求的目标。 五、八面来风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是最能体现文化内涵的外在形式。语言作为传接文化的载体和维系 文化的纽带, 对地域文化形成十分重要。 以吉安市区为中心辐射邻县的吉安方言是赣方言的 组成部分,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特征。一是至今吉安没有一种可以在全区域通用的方言,存在 着“方言岛”的现象。古庐陵的中心区域赣江两岸吉泰盆地一带,基本上还可以互通语言,可 是永新话、遂川话和永丰、万安等山区的话,其他地方的人很难听懂,更不会说。就是原吉 安县范围内, 赣江以西的永阳话、 万福话, 也与赣江以东的富田语相差很大, 相互难以交流。 要在吉安市所属的县市之间交流语言, 只能用普通话了——这倒合符时代要求。 这种现象正

是文化多源流入的痕迹。 庐陵居民的远祖大多从北方迁入, 有的是举家迁移, 待站稳了脚跟, 同族人或亲戚随之而来,形成小村落。他们说的是家乡话,在与外界交往中受到影响,与当 地语言逐步融合,年长日久,便形成了与原来家乡话有别的语音。另外,在庐陵任州、县官 的,大多是外籍人,卸任后便居住下来,不回家乡,代代繁延,语音有别于其他家族,形成 了“方言岛”。 吉安方言之中,就遗留下了不少古代口语,可见多方文化交流的旧迹。如“去学校”一语, 吉安人只说“去学堂”或“去书院”,就是唐宋大兴“书院”,清代改书院为“学堂”之词的遗留。 吉安人把躺倒后肚皮朝天的姿势称作“稍天”,这是元、明之际北方的常用语。“作兴”一词, 古有抬举欣赏之意,吉安方言保留了,如“你有本事,我就不作兴你”。 二是吉安方言融汇了多方的语言因素,兼收并蓄,这正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与北方方言 相同的词很多,无需例举。与湖南方言相同的词,有脑壳、天光、鸡公、叫化子、打平伙等; 与湖北方言相同的词,有劳慰、发市(首次)、撇脱(爽快)、飘轻(很轻)等;与江浙一 带的吴方言相同的词,有毛豆、火钳、领褂、结棍、吃价、拆烂污(捣乱)等;与客家方言 相同的词,有走水、坐庄、后生、墨乌等。这些词虽在邻近吉安市区的地方发音有差别,但 词意是相同的。又据方言专家们的研究发现,吉安方言语言结构非常简单而有系统,声韵调 都是如此,而且大多无入声,外地人容易听懂。专家们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庐陵是 文化贤士俊才集中之地, 南来北往, 络绎不绝, 从而在频繁的文化交流中磨平了方言的棱角。 除前文所述的中原儒学正统思想输入外,庐陵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是交流融汇的。七祖 行思禅师,从岭南韶州带入了六祖慧能倡导的“顿悟成佛”之说,创立了青原派,大大推进了 佛教的中国化。道教由龙虎山传入,在庐陵泛滥开来,玉笥山、武功山成为道教名山。流行 于庐陵民间的灯彩,种类很多,不少是从赣南、赣北传入的。民俗色彩很浓的婚丧仪式,可 见吴楚湘民俗的影子。生产技艺更是多方面进行交流。饮食则融入了客家、川湘的习俗。陶 器的制作技艺,如吉州窑的陶器生产明显吸纳了当时北方汝窑、钧窑、南方龙窑、越窑的技 艺,提高了工艺水平和质量。难能可贵的是,庐陵人对各方文化的传入不是被动地接受,而 是扬长避短,因地制宜予以改造创新,形成了区域特色。 第三章 布道传薪 ——庐陵的佛教、道教文化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宗教,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类头 脑中的反映,虽然是虚幻的、歪曲的,用哲学观点来说是绝对唯心的,但世世代代仍有无数 人相信和崇仰。因为作为有思维能力的人,面对着那么多的自然灾害、疾病痛苦,面对着社 会的压力,常常会感到无奈和无助,总希望有无处不在的神灵的保佑,总想寻求一种精神上 的安慰和寄托, 于是就相信了某一种适合自己的宗教。 统治阶级觉得这样对自己的统治有好 处,因为人们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把希望寄托于虚无飘渺的神灵上天,安于被统治的地位, 就大力提倡人们信奉某种宗教,而把自己说成是天子,是上天派来的使者,以期巩固自己的 地位。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宗教便有了存在的主客观条件,长盛不衰。 自古以来,宗教信仰一直在侵染人们的思想,影响着人们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也一 直在影响着文化的传播和习俗的变化。它适应时代前进和文明的发展,就是进步和积极的; 它制约和阻碍社会的进步, 就是腐朽和反动的。 庐陵文化的发展史, 与宗教的传播息息相关。 作为正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吸收了佛、道经典中的有关观点,形成了儒、释、道相互渗

透的格局,支配着庐陵人思想行为方式的形成和演变,也影响到文化教育的进程。自古流传 下来的宗教观念,成为一种文化基因,积淀在庐陵人的灵魂深处,或隐或显。回溯庐陵的历 史可知,思想文化阵地抢先登场的,便是宗教。 一、佛教蔓延 佛教传入我国,始于西汉末年,在封建朝廷的重视和提倡下,逐渐在全国各地传播推广。 桓帝、灵帝时,有不少西域僧人来华译经,传扬佛法。三国时期的传播加快,建立了一套佛 教生活制度,有了正式受戒的僧侣, 《般若经》义理得到广泛传播。所谓“般若”,意为智慧, 指的是了解一切事物的最高智慧, 其经义说的是世俗的一切认识与事物皆虚幻不实, 只有成 佛所需的“般若”,才能超越世俗认识,把握一切物质现象的绝对真理,这与我国的玄学“以 无为本”的主张接近,于是在两晋南北朝时广泛流行。其后,佛教又形成了许多学派。佛教 进入江西境内,大约在东汉。

受北方战乱困扰的“北民”沿赣江而上,其中就有一批僧侣在赣中的山岭间、民聚处安营 扎寨,传经扬佛。三国时期,江西境内新建佛寺7所,其中5所建于吴赤乌年间(238— 251年),而庐陵郡就有4所。一是庐陵郡城南端的南塔寺,二是郡城西端的崇恩寺,原 名宝安寺,三是永新的松林寺,距故城10里,四是泰和的崇福寺。从所建寺庙的数字看, 庐陵占了江西的大半。两晋南北朝时,江西又新增了87所佛寺,庐陵郡所辖的县,几乎都 建了寺庙。这与当时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有关。汉末以后,江西以北地区连年战乱,处于江西 腹地的赣中地区,成了佛教僧侣的避乱地。此时的庐陵地区,人口居住较杂乱,教育不很发 达,佛教有了传播的条件。 从佛寺的分布可知,不仅在人口集中,赣江边交通方便的郡县集镇有佛教活动场所,而 且在较为偏远的山区如永新、宁岗、遂川一带,也有了僧侣的足迹。据地方志载,庐陵城和 永新所建寺庙中的僧侣,多来自西域。这些肤色、眉眼与汉人不同的传道者,不但引起人们 的好奇,还会被他们的那种虔诚所吸引,渐渐地接受所译佛经的理论。这种思想文化的传播 是潜移默化的,却又是广泛深入的。 隋唐五代,是我国佛教传播史中的极盛阶段,各地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佛学体系的各 宗派兴起,各宗有一定的理论和维持体系,师道相传。在庐陵地区流行的主要是禅宗和净土 宗。净土宗亦称莲宗,主要经典是《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往生经》,不太讲究 佛理的研究,主张一心念佛,就能往生净土,就是没有五浊垢染的清净世界。修炼的办法就 是反复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致敬之意。净土宗是各宗派中最简便、更易于推行 的宗派,在社会下层人士中广泛传播。禅宗则在庐陵得到了光大,行思和尚创立了影响深远 的青原派系。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和大力支持,在行思等高僧的积极活动下,隋唐时江西 新建了许多寺院,估计有420余所,而吉州,就有65所之多。青原山净居寺盛时有两千 余僧尼,香火旺盛;距吉州城40多里的庐陵龙须山资国寺,也有僧侣二三百人。永新县的 禾山大智院,中唐时便有西域的僧人译经,内藏佛牙舍利和唐太宗的赐物,南唐君主亲召元 殷禅师,使该院声名大振,僧徒济济。据名山胜志云,寺内有“径可丈余”的大锅,可供千名 僧徒就餐。 到了宋代,佛教以更快的速度泛滥。宋太宗扬言:“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真宗更是 迷恋佛教,曾荒唐地下令普度天下童子,每十人中要剃度一人,在各地设戒坛72处,凡出

家为僧,须经官府认可,领到“度牒”文凭,否则没有资格。每张度牒有一定的价格,成为官 府的生财之道。一些显宦名流也相信佛理,精研佛典,和僧人交游密切。江西是程朱理学的 主要阵地,理学称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新发展,就是大量吸收了禅宗的思想后确立的,儒佛合 流的现象更明显。宋时庐陵地区的教育繁荣,儒学传播较快,势必带动了佛教的发展,又有 一批寺庙相继建立。在庐陵西南部山区遂川县,寺院也增至29所。吉安县永和镇仅两三平 方公里的地方,在宋代,就有宝寿寺、智度寺、慧灯寺、古佛寺、本觉寺、守约斋等寺庙1 0余座。佛教传至明、清,时兴时衰,但仍是流行很广的宗教,僧侣们热衷于做佛事挣钱, 而居士信徒则持斋信佛,遍布乡村。据民国版《吉安县志》记载,清末县内还有寺庵、庙宇、 佛坛共349处。凡稍大的村落,大多有一个供奉佛祖之所。 二、禅宗圣地 禅宗是佛教的重要派别,自南北朝时天竺僧人菩提达摩传入中国后,经历代高僧的弘扬 改造,走的是大众化的道路,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化”教派。传至五祖弘忍,他的门下 弟子千余人,最著名的是神秀,可是弘忍还是把禅法和衣钵传给了无名小僧慧能。下面这段 故事广为流传,影视作品中也采用过。说是弘忍要选一个继承人,便征召偈文。神秀作了一 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表明了他奉行的禅法是长 期修行,持久坐禅,逐渐接近佛性,称为“渐悟”。弘忍不满意,认为他“只到门外,未入门 内”。上山不久、舂米劳作又不识字的慧能便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 物,何处惹尘埃”。他的观点与神秀相反,主张“顿悟”,也就是“突然明白”的意思,并且“空” 得更彻底。这很合弘忍的意愿,便密传衣钵,叫他赶快逃走。神秀不服,夺不回衣钵,便在 北方传扬渐悟禅法,受到了武则天的器重。慧能逃往岭南,隐居十几年才在韶州(今韶关) 曹溪宝林寺弘扬顿悟法,开创禅宗南派,称为六祖。 唐开元二年(714年)出生于今安福严田乡的行思,11岁出家当小和尚,24岁时 慕名前往岭南曹溪拜六祖慧能为师,修炼15年,成为慧能的首席弟子。慧能临终前,对行 思说,我受衣钵以来,遭受不少灾难(神秀一直虎视眈眈,南、北宗发生过争斗),以后还 会争夺此衣钵。现把衣钵留下以镇山门,你去将禅法分化弘扬,不要使之断绝。行思“得法” 之后,回到庐陵青原山建寺传法。青原山真是个好地方,山峦延绵,绿水长流,山不高而秀, 林不密而翠,俯瞰万亩平畴和千里赣江。行思在这里讲禅传经,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信徒。他 继承了六祖慧能的“顿悟”禅法,并发扬光大。他不主张搞那些烦琐的礼节和戒律,不久久坐 禅,不整天读经,只要领悟到了佛性即可。他认为,客观世界及其变化,都是“心”的幻觉, 由“心”所决定,就是六祖在《坛经》中所说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心就是 佛,而佛性是人皆有之的本性。他教导信徒们发扬自身的佛性,不要“心”外求佛。禅宗“本 性是佛”的观点,比佛教原有的修行方法、学说主张都更为直捷便当,简易而有力,“放下屠 刀”就可以“立地成佛”了。行思坚持了六祖“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之说,并“不立文字”, 把佛教从少数人的学问修行引入更多人的道德修行, 这对许许多多力图摆脱苦难的人们, 有 很大的吸引力,有力推进了佛教的普及。行思在青原山净居寺弘法28年,名震江南,使青 原山由名不见经传成为天下名山,行思尊为禅宗七祖。许多当时的名僧到青原山学法,后分 化一方,使禅宗传播更广。同为六祖门徒的希迁,人称石头和尚,从衡山前来青原山学法, 成为行思的得意弟子。后来,希迁成为禅门巨匠,为开创禅宗青原派作出了杰出贡献。希迁 经三传有曹洞宗, 五传有云门宗, 七传有法眼宗。 云门宗以韶州云门山为基地, 在岭南发展, 法眼宗在金陵向江浙发展,传入朝鲜。在江西影响最大的是唐末时良价、本寂师徒开创的曹 洞宗,在赣东北发展迅速。他们把禅学和儒学揉合在一起,甚至在禅宗中直言忠孝之道,受 到了广泛的认可,于是从江西扩展到江北直至海外。到了南宋后期,传到了日本,日本的曹

洞宗发展到20世纪末,信徒有上千万人。禅宗所称的五宗七家,属行思开创的青原派繁衍 的就占了三家。由此可见行思和青原山在佛教界的崇高地位。行思68岁圆寂,唐玄宗“敕 赐建弘济禅师归真之塔”于青原山后,历代信徒顶礼膜拜。 “山原七祖开,地以名贤重”。青原山不仅是佛教圣地,还是庐陵文化的荟萃之处,历代 凡到庐陵的显官儒士,都要到青原山拜谒游览,成为思想文化交流的场所。康熙版的《青原 山志略》,记载了历代名人近五百篇歌咏青原山的诗文。清代的乾隆皇帝几下江南,都曾下 榻青原山净居寺,并用汉满二种文字为净居寺写了匾额,挂在大雄宝殿左侧的志斋堂内,可 惜遭动乱下落不明。唐德宗时,前往日本弘扬佛学、传播中华文化的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 日本在广东遇海风返回扬州,特地带他的随行弟子前往青原山,瞻仰七祖真身,他的高足弟 子禅彦不幸圆寂于青原。颜真卿的“祖关”字碑、黄庭坚诗碑、李纲诗碑和文天祥书写的“青 原山”牌匾,誉为青原山墨迹四宝,享誉古今。青原山又是一座文化名山,青原会馆是庐陵 有名的书院之一,唐宋以来,许多文人名士在这里讲学授徒,宋、明时,一度是闻名全国的 理学讲坛,培育了众多的庐陵人杰。 三、道教流传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最为广泛和深入持久。它不仅 侵入了人们的思想和心灵,还泛滥在社会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它起源于上古对鬼神的崇 拜、神仙信仰与方术以及先秦西汉黄老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份。作为一种教派,产生于东汉 中期,分为两派,一是北方的“太平教”,由张角创立,他利用此道宣传和组织农民,发动了 黄巾起义,受到镇压;一是张道陵在巴蜀地区创立的五斗米道,用符水咒法为人治病,他被 尊为天师。汉末,其曾孙张盛,来到江西龙虎山定居,世代承袭,号称张天师,从此,江西 成了道教兴盛的地区。庐陵,则是江西道教较早传播的区域。三国吴嘉禾年间(232—2 38年),一个叫杨仙的道士就来到庐陵郡河东的来苏坊“标竹为坛”,传播道教。吴赤乌年 间(238—250年),道观在赣中发展较快,永丰的梅溪观、冲虚观、泰和的崇道观、 永新的五云观,都是在这时期建的。 魏晋时期的葛玄、葛洪,是著名的道教学者,赣江中游的崇山峻岭之间,留下了葛氏及 其弟子的足迹。雄距赣江边的峡江玉笥山,是道士们的垂青之处。他们筑坛建观,或于洞中 炼丹修道,门徒众多,逐渐成为附近道教宫观之首。安福的武功山也是道徒向往之处,据明 《武功山志》载,早在三国赤乌元年,葛玄就入山练丹,吸引了各方信徒,“有蜀人姓武者, 夫妇南来,求修炼之行”。据遂川《龙泉县志》载:葛洪在晋朝“云游至县,见县之东有石室 幽遂逶迤,乃结庐凿井并练丹其上”,遂名“葛仙岩”。葛洪的练丹术在永新很有影响,在距 城北3里处,筑有葛仙坛。 南北朝时,在庐山潜心修道的陆修静,对龙虎山的天师道进行了改革和充实,著述道教 典籍30多种,创新了道教的斋仪。尤其是他吸收了封建宗法和礼教思想,与儒学合流,使 道教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与关注,得到了上层社会的肯定。到了唐朝,李姓皇室为了批驳当时 流传的李唐宗室属西北少数氏族的说法, 便攀依被道教徒尊为教祖的老子李耳, 自称是老子 的后裔,以此抬高门弟,为统治天下造声势。于是,唐宗室尊崇和神化老子,大力推崇道教。 唐高宗李治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下令赴考学子必须兼通老子的《道德经》,使道教成 为正规的教育内容,提高到了与孔孟儒学同等的地位。玄宗李隆基则下令全国士子学习《道 德经》,百姓家必须家藏一本此书。在皇室的重视下,道教发展很快。唐代江西兴建了宫观 近60所,赣中的泰和、永丰、安福、遂川、万安等县照朝廷的政令新建了宫观共十余所,

峡江的玉笥山成为江西的三大道教中心之一(另为庐山、龙虎山)。当时,不少达官贵人和 文人雅士都信道修炼,成为一种时尚。唐贞观年间,吉州刺史吴云偕弃官在玉笥山中修道, 很有些名气, 唐玄宗还颁旨为他修了座云偕寺。 唐代长安一个叫匡智的士人, 在贞观年间“弃 妻子”,与侄子大郎入庐山修炼7天后,便来到永新的义山,在送龙洞尾立坛,朝夕修炼, 如今义山南华岭下,仍有仙人砻、仙人床等遗址。 两宋时期,江西的道教仍呈于上升趋势,也主要是因为朝廷的推崇。宋代一直面临着北 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为了解除心理上的不安全感,麻痹民心,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宋室 帝王大多崇奉道教。宋真宗与辽朝签订了澶渊盟约之后,欲借神权提高自己的威望,于是大 张旗鼓,封禅泰山,崇尚道教。宋徽宗更是溺道,自称是“教主道君皇帝”,命州县设道学, 还参照政府官吏品级,定道官26个等级。道徒们享有政治特权,宫观有不少田产。宋代江 西各地新建宫观90余所。庐陵地区也相继普建道教场所。朝廷特赐玉笥山田地若干顷,还 免租税,宋真宗为唐时建的云偕寺赐额“云腾飚驭”,使玉笥山更是名声大振。宋绍兴年间, 永新县建有龙华道会,云集游士500多名,热闹一时。宋乾德年间,道士尹抱元从玉笥山 到吉州城内来苏房建殿堂,信徒众多。 江西龙虎山的天师道,很受宋室皇帝的看重,天师们常被召进京城向皇帝们传授“道要” 和“长生之术”,天师道成为统领江南道教正一道首领。道教发展到了南宋,分为丹鼎派和符 录派,前者注重炼丹养生,后者侧重以符水治病,画符捉鬼,祈福禳灾。龙虎山天师道属符 录派,到了宋元时期,天师道分化出了天心派、神霄派和净明道派。其中的净明道是在南昌 西山兴起的一个道派,全称为“净明忠孝道”,特别强调忠孝,提倡忠孝是人的良知良能,人 人具此天理,只有除去各种欲望,净心守一,才能做到忠孝,与儒学的伦理道德融为一体, 在赣中地区流传较广,受到庐陵人的欢迎,对人们忠孝观的形成产生了较深的影响,为丰富 庐陵教育的内容起到了重要作用。 尤其到了明代, 庐陵涌现了众多崇尚王阳明“心学”的名士, 他们的思想观念,明显带有净明道的痕迹。但到了明朝,道教开始走下坡路。明太祖朱元璋 不太瞧得起道教。他认为自己是天子,便责问龙虎山的第42代天师张正常说“天有师乎?” 张天师无言以对,改称为“正一嗣教真人”。以后的天师仅封为真人,没有以前那样风光了。 虽然仍是享有特权的官绅大地主,但权力和待遇受到了许多限制。可是在乡间,道教依然盛 行。明、清两代,在偏僻山区宁冈一带,兴建、修复了金溪观、万寿宫、颜岭仙、白云仙、 石峰仙、独栗仙等十多所道教宫观。据清同治永新县志载,境内有道观雷坛96处。清光绪 年间,天师府委任孙杰才为吉安道教主事。尽管道徒们在庐陵地带仍有活动,但已是日落西 山。道观得不到扶持,逐步衰落。道士们为了谋生,多散居乡里,在家立坛,搞些画符咒术 或驱魔求福之类赚点钱,已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辛亥革命以后,道教更被人们唾弃,越来越 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 在庐陵一带流行的道教,有不同的派别。南宋以后,道教分为全真道和正一道,两派均 有流传。从类别分,一为主张永葆真诚,无思无虑,炼丹修道,不扰其气,目的是修炼成仙 升往上界。此类多为早期道人,在山洞、宫观中隐居,称山居道士,持素不荤,不得婚配, 以徒为子,后多属全真道派。一为天师道的正一派道士,俗称“火居道士”或“俗家道士”,明 清时在民间繁延较快。此派道士不出家,不斋戒,可结婚生子,散居民间。做法事时才身穿 法衣,手执拂尘,平时则与普通人一样生活。他们做法事主要是为人驱妖、捉鬼、祈福。最 常见的一是为死亡者“超度亡魂,早登仙界”,做“功德道场”;二是为患病遇难者“跳神”,用 过火焰山、烧油锅、上刀山等方式,驱邪送鬼或祈求神灵保安宁。这些道教仪式逐渐演化成

装神弄鬼的封建迷信活动,注定遭到历史的淘汰。但是,其阴魂不散,深深地浸染着庐陵人 的心灵,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 四、名山胜景 赣中的秀水灵山,吸引了佛道信徒们驻足其间。他们在茂林修竹、奇峰险壑之中修身养 性,吟经诵书,追求理想的境界,留下了许多神奇的传说。 泰和县中部的武山,海拔仅360多米,虽不高峻,但由于处于吉泰盆地之中,突兀而 起,分外醒目。据说唐代有一姓武的妇人,人称武姥,在山上修道炼丹,终于飞升成仙,故 称此山为武山。山的西岩巨岩屹立,泉流潺潺,相传吕洞宾曾在此采药炼丹,炼丹池深不过 一尺,径不到2尺,但池中泉水甘冽,从不干涸,也不外溢,令人称奇。山麓汪陂村,便是 闻名遐迩的“武山鸡”发祥地。武山鸡又名白毛乌骨鸡,是集观赏、药用、滋补于一体的珍稀 家禽,清朝乾隆年间列为贡品,享誉中外。乌骨鸡外貌独特,有紫冠、绿耳、王爪、毛腿、 白丝毛、骨肉皮全乌等特征,营养价值高,又是名贵的滋补药材。泰和人开发了乌鸡系列产 品,如白凤乌鸡酒、中华白凤液分获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金、银奖,乌鸡白凤丸获国家优质 产品称号,深受中外客商青睐。 吉水县的大东山,群峰耸立,俯瞰赣水,风光迷人。16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佛坛 名师慧光在山中建云隐寺,僧侣千人。唐代般若禅师在山中布法,慕名而来的信徒众多,一 时佛殿佛塔林立, 引来许多名士学者拜谒, 般若庵里香火兴旺。 依山而建的寺观, 有龙济寺、 玉皇殿、集虚观、真常观、东华观、安乐寺、同庆寺、白云庵、百公庙等10多处,真可谓 “多少楼台烟雨中”。 遂川县东部的碧洲镇内,峻峰林立,古木参天,溪流回环,称作白水仙景区。那里有三 叠瀑布,五级瀑布,“一线天”,景色奇特。群山间有座仙姑庙,相传有三姐妹在山岩上学道, 遇一仙人授以丹砂,此仙人白衣长袍,白日飞升,后人便建庙祭祀,地名也称白水仙。山中, 还建有葛仙岩、观音阁、文昌宫等宗教场所。 赣中的山山岭岭之间,凡风光优美处,几乎都留下了佛道信徒的足迹。他们的行踪,被 人们越传越神秘。这些宗教活动之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山之中佛教的寺庙、道教 的宫观共存,甚至有的庙或观中,供奉的既有菩萨又有神仙,佛道合流,“和平共处”,有时 可能还会“兼职使用”。赣中在宗教界大有名气的除青原山外还有玉笥山和武功山。 现属峡江境内的玉笥山,在赣江边傲然耸立,以峰奇、石怪、洞异、泉清而闻名。大小 32峰竞秀争胜,百壑千崖,林木苍翠;有曲折幽深的山洞,有永不枯竭的“三十六涧”。道 教理论中,有一个由天神鬼怪组成的神仙体系,神仙们的住地称为“洞天福地”。期盼成仙的 道徒们寻找这些洞天福地, 并潜心在这些所谓的洞天福地中修炼。 他们把洞天分为十大洞天, 三十六小洞天,福地有七十二处。灵秀的玉笥山,得到了道徒的垂青,他们认定此处为第十 七洞,叫做太秀法乐之天,并把所属区域的郁木坑,称作第七福地?另说第八福地 。既是 洞天,又是福地,玉笥山在道徒们的眼中是块风水宝地,争相前来修炼,其中不乏名士。如 秦朝的孔丘明、汉朝的梅子真、梁朝的肖子云、唐朝的罗子房、罗云远、刘道平等。山中遍 布宫观,后又有佛教徒“加盟”玉笥,鼎盛时有“两宫两祠三庵三园,六宅十一亭十二台三十 六坛,仅道士就有500多人,还有僧尼若干”。唐玄宗、宋真宗都曾赐额或遣使祭祀。得 到了皇上的器重, 玉笥山更是名声大振。 宋仁宗皇帝还特此召见了医术高明的玉笥山道士朱

旦,赐号“善济处士”。山中的承天宫,高人聚集,成为邻近各道教宫观之首,常分派道士去 各处传道。飚驭祠的香火一直兴盛,四里八乡的善男信女常前来求个好运。难怪元代的揭奚 斯赞曰:“天下称大名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曰匡庐,曰受供奉,不同教派的信徒走到了一处, 倒也能交流相长。 此后, 武功山的道教宫观大多以庵命名。 香客多了, 随之建了广济宫接纳, 其中有文昌阁、卧云轩、宾月轩、碧云楼、紫气楼等系列建筑,真是一个雅静舒适的好去处。 集云在图坪东北方向,初名“小桃源”,在三国赤乌年间就建有道场,是武功山最早创建的道 场。集云庵在元初恢复重建,历时五载,费钱十万余贯,有七层金焰石塔、玄帝殿、积翠楼 等建筑,规模宏伟,一时香客如云,经声不绝。武功山盛名远扬,历代名流陶渊明、陆游、 文天祥、杨万里、徐霞客等曾前来瞻仰游览,或歌咏其胜,为武功山增色添彩。经历史风雨, 武功山的寺庵胜迹或毁于战火,或毁于天灾,所存无几。只能从那一处处残壁断垣上,想像 昔日的气派与辉煌。 而武功山麓的居民用于祭祀菩萨神灵的猪蹄膀, 经历代演变成为著名的 特产——安福火腿, 清初就列为宫廷御膳佳品。 1915年被选送到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参展, 获好评,誉为全国三大名牌火腿之一。目前,该县扩大生产规模,进行产业化经营,火腿系 列产品畅销市场。 五、影响至深 我出生的乡村位于庐陵中心地带的泸水河边。 春夏时接连下几天大雨, 乡亲们就担忧着, 生怕河水上涨淹没了农田。清明过后,急雨雷电交加之际,年少的我,经常听母亲讲许道士 斩妖龙治水的故事。说的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恶龙经常兴风作浪,弄得江水上涨,祸害 百姓。有一个叫许真君的道士,与恶龙斗法,斩去了龙的尾巴,把铁链变成面条,诱龙吃下 肚去,终于拴住了恶龙,并把龙盖在口大井里。恶龙提出个请求,就是每年清明节时要去南 海给父亲扫墓,扫完后再回到井里。许真君答应了,为了防止恶龙逃跑,特地画一道符给龙 吃, 如龙不按时回来, 就念咒语弄得龙浑身痛。 这条“没尾龙”每年清明节后便动身飞往南方, 仍是恶习难改,弄得云乌电闪,风狂雨急。于是凡是特大风雨之时,母亲便唠叨着,定是“没 尾龙”去扫清明。她安慰不懂事的我说,不要怕这恶龙,有许真君镇着它,翻不了天的。这 个神话传说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过后,有一次回老家,又听堂婶给她的小孙 子讲这个故事。看样子,还会代代传下去。后来我才知道,母亲说的许真君,就是南北朝时 江西地区的著名道士许逊。他曾当过旌阳县令,又称许旌阳,因不满晋朝的黑暗统治,弃官 东归,游历江湖,传播道术。鄱阳湖区水灾频发,他率领民众兴修水利工程,足迹遍及湖区, 深受百姓拥戴。从此,民间流传着许逊斩蛟龙为民除害的神话故事。到了北宋,他被皇帝封 为“神功妙济真君”,成为江西人民共同奉祀的神仙。凡有水患的地方,大多建有“真君庙”; 凡江西人在外地所建的同乡会馆,称为“万寿宫”以纪念家乡的神。这位治水之神在庐陵一带 同样受到尊崇,吉州郡城西郊建有“真君庙”;大大小小的宫观里,有许逊的神像。在庐陵人 的心中,许真君是一位道士中的英雄人物。 另一位在庐陵算得上家喻户晓的道士是吕洞宾。“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在乡间许多人 都会讲几个。吕洞宾是“八仙”中武艺高超的道士,出神入化的剑术使妖魔们胆寒,善良的百 姓祈盼有如此神仙来降降人间的恶人。他的像,画成年画,人们喜欢买来贴在厅堂里避邪。 我村有好几百户人烟,在村边一块较开阔的荒地上,有一座“文武庙”,比族祠还宏伟。 上殿是高大慈祥的“福主菩萨”,两边尽是金刚或罗汉,有的慈眉善目,有的张牙舞爪,有的 咧嘴啮牙。每逢过年过节,母亲同许多妇女去庙中装香点烛,端着斋饭鱼肉恭敬地磕头。我 们一群顽童跟着大人去玩,总觉得她们的动作可笑,倒对供奉菩萨的鱼肉感兴趣,盼望回家 吃这些当年稀少的食品。 我对那些泥巴或木头做的菩萨罗汉一直不怎么尊敬, 时常同小伙伴

在庙后的荒地撒尿拉屎, 还曾用弹弓比赛打菩萨的眼睛。 可长辈们却对庙里的菩萨十分虔诚, 小孩子说了句不恭敬菩萨的话则会遭顿呵斥。家乡的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毁,“福主菩 萨”也被“小将”们用绳套住脖子拖着游村后烧了。30多年后的二十世纪末,听说村上一棵 大樟树在春节前被烧死了。原来是村上的人遵旧俗去给菩萨、神仙烧香祭祀。没有了庙和菩 萨, 就在庙前的大樟树下燃香点鞭炮, 祭祀心中的神灵。 老樟树下端空了心, 钱纸香烛太多, 风一吹,易燃的樟树枝桠着了火,夜深人不知,到第二天竟全烧焦了。政治风暴也难以冲涮 人们对神灵的崇拜,可见宗教观念的侵蚀是多么地深。当然,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分不清什 么是佛教什么是道教,供奉的菩萨或神仙也不太知道属于哪个派别,有何“职能”与“神威”, 只不过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或精神上的寄托,表达的是心愿。尽管绝对是“一厢情愿”,却 乐此不疲。 也有的人只是随俗从流, 见别人这样做了, 自己不做似乎过意不去, 跟着做罢了。 耳闻目染,久而久之,宗教的许多观念在庐陵人的思想上打上了烙印,支配着人们的言行, 在婚丧礼仪、节庆活动表现得较为明显。佛教的四大皆空观、因果报应观、积善成德观等, 道教的修炼成仙观、虚静无为观等,千百年来浸染人们的心灵,或隐或现地存在于生活方式 和习俗之中。拜佛吃斋、驱邪降鬼术等活动,则是宗教观的直接表现。 佛道宗教观念,在庐陵杰出人物的身上也有所表现。他们所生活的朝代,佛道盛行,有 时提到了与儒学并行的地位,并有时儒、释、道合流,因此不可避免受到感染。尤其是“穷 则独善其身”之时,更呈现出对佛道的向往。欧阳修虽然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以“辟佛”自 居,却在生活中对佛教有好感。他退休后居颍上,常与僧侣交游,自号“六一居士”,他的文 集也称《居士集》。居士就是信佛但不出家之人。南宋名臣胡铨在受秦桧迫害被流放后,写 过“欲驾巾车归去”的诗句;周必大当丞相时也咏叹“布谷独可听,要当早归耕”;著名词人刘 辰翁在宋亡后,坚持隐居不仕,在家乡教书写诗,常去资国寺会友,这都是佛道出世思想和 归隐观的表现。民族英雄文天祥同样深受宗教思想的影响。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佛生,一 个叫道生。他的许多诗文中,有佛道的痕迹。如“劳劳空岁月,得死以登仙”,“幸有山阴深 密处,他年炼就九还丹”,说明他追求道教理想中的“仙境”,但不信天命,从容地对待生与 死。他在死前著的《胡笳曲序》中,自称为“浮休道人文山”。道教超脱世情的生死观,结合 儒学舍身取义的思想,促使文天祥能从容地面对逆境,显示出凛然的正气和完美的人格。据 《宋史·文天祥传》载,忽必烈对文天祥被囚三年不屈服无计可施,有人向他建议让文天祥 去当黄冠道士。忽必烈有些心动,却遭文天祥的反对。他不愿苟且偷生,表明以身殉国的决 心。 佛、道兴衰是和封建王朝君主的喜恶紧密相关的。皇帝们溺佛佞道,是为了巩固皇权, 士大夫们则是顺应时尚,平民百姓大多是随波逐流。但是,凡是阻碍历史车轮前行的东西必 将会遭到淘汰,佛、道也是如此。那些庙宇宫观,屡建屡毁便是明证。那些所谓的“来世”、 “成仙”、“报应”,毕竟是虚幻的,是无法实现的,人们更注重客观的、实际的东西。随着科 学的进步,佛、道走向衰退是必然的。只是千百年来积淀的一些宗教观念,还在人们的心灵 深处栖息。如果引入正道,则是积极向上的;如果误入歧途,陷入迷信甚至邪恶的泥坑,就 成了社会的毒瘤,必将人人而诛之。披着宗族外衣的邪教,更是祸国殃民,必须彻底铲除。 第四章 重教崇文 ——庐陵的教育和科举文化

隋唐以后,赣中地区的经济逐步发展,已达到了和中原地带相似的水平。北方的战乱, 驱使各阶层人士南迁落脚在相对平安、自然条件优越的赣江中游,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文化

也相应得到了发展。而教育,是文化之源,不仅对文化起着积累、传递、净化、提升的作用, 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庐陵文化的形成和盛衰与教育紧密关联。庐陵文化在宋、明两代 奇峰突起,这期间也正是庐陵教育发达的时期。人才是教育的产物。以正统儒学为主的教育 思想, 陶冶了庐陵人忠义坚贞的品质和刚正不屈的性格, 奠定了“文章节义”之邦的思想基础。 在以科举取仕的官僚选拔制度中,重教崇文的庐陵人大出风头,显名于官场文坛,影响和带 动了乡梓重教良俗的形成。 一、鲁公播火 庐陵教化之功首推唐代著名忠烈大臣、大书法家、称作颜鲁公的颜真卿。我国书法史上 的“柳体”和“颜体”是两面旗帜, 称之为“颜筋柳骨”, 影响十分深远, 至今仍是习书法的范本。 于是,人们往往认为颜真卿只是个大书法家。其实他是以忠贞刚烈的品格载于史册的。字如 其人,端庄雄伟,遒劲郁勃,才传之久远。他是唐开元时进士,今陕西人,任殿中侍御史, 因反对奸人杨国忠的丑恶行径,被排挤出朝廷任平原太守。安史之乱爆发,朝廷一片混乱, 京城危急。他联络从兄常山大守颜杲卿起兵抵抗,附近17郡响应,被推为盟主,合兵20 万,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牵制了叛军的力量。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使叛军胆寒。叛 乱平息后,他入朝历官至吏部尚书,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唐德宗时,李希烈叛乱,年逾 八十的他前往劝谕,不幸被李希烈缢死。 这位功显名扬、忠贞不渝的名臣,因不愿依附权贵,从刑部尚书贬为峡州别驾,于永泰 元年(765年)改任吉州司马。庐陵人十分尊敬这位忠臣名儒,学士文人皆以一睹其风采 为荣。颜真卿也热爱这块山青水秀的土地,青原山、白鹭洲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最令人称道 的业迹,就是在庐陵广置学舍,传播文化。颜真卿离开庐陵后往抚州,庐陵人修建颜鲁公祠 纪念这位文化伟人。周巽在《鲁公祠序》中赞他道:“以兴起斯文为己任,益广学舍,聘贤 士以淑我吉人,自此庐陵声名文物卓为江表冠”。庐陵大儒欧阳守道在为该祠写的记文中感 慨地说:“鲁公事君有犯无隐,愠于群小,之死不回,此州之君子立朝不如此乎?鲁公远谪, 所至安之,流落复归,终不惩艾;此州之君子去国不如此乎?鲁公八十元老,殒于贼手,高 风劲节,谁其俪之……以鲁公为此,此州俗化,受鲁公赐多矣”。颜真卿不依附权贵,正直 无私,遭挫折而不屈服的节操和赤胆忠心为国为民的精神,为庐陵人所仰慕,在赣中大地传 播深远。他所倡导兴建的学舍,一直把他的精神与业绩当作楷模,代代流传。庐陵学子们见 贤思齐,像颜鲁公那样重德崇文,逐渐酿成了一种良风美俗,正如光绪《吉安府志》所云: 到了宋代,“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文章之盛,士相继起,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 贤,以犯颜敢谏为忠,家诵诗书,人怀慷慨”。自颜真卿播下兴学的种子始,庐陵教育走上 兴旺之路;而鲁公守全大节的忠烈壮举,影响和催发了庐陵一批又一批忠臣烈士的诞生。 二、序塾相望 唐代以后,在科举制度的刺激下,地方政府和民间对教育较为重视,兴办了一些书院和 州县官办学校。在广泛传播着封建文化知识、教化人民的同时,也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唐代 庐陵的教育已起步,初见成效,到了两宋,则进入了快车道,不仅处于江西一流的处置,在 全国也居上游,到了明代,又掀起了新的高潮。道光《吉安府志》中云:庐陵地区“家有诗 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并非溢美之辞。 书院、私塾多是民间开办的教育设施,在发展过程中,有的书院演化成官办,成为州、县 官学的一类,有的私塾变成了学校。书院和私塾组织开始比较简单,并无固定的模式,教学

灵活,逐步走上了规范。唐代中期,江西有一批书院兴起,据史载,具有一定规模和积德性 质的书院13所,而吉州就有4所:庐陵吉水的皇寮书院,唐贞观年间兴建,是我国私人最 早创办的书院之一,刘庆霖创办;庐陵吉水的登东书院,唐乾符年间解世隆创办;泰和的匡 山书院,后唐时的罗韬创办;庐陵县的光禄书院,开宝二年刘玉创办。这些创办者,或为地 方官绅,或当地名儒。皇寮书院的创办人刘庆霖,原籍渝州(今重庆),在吉州为官,后在 永丰居住,便建书院讲学授徒。匡山书院的创办人罗韬,在乡居住,朝廷曾征召他为端明殿 学士,他托病不就,在乡间建书院聚徒讲学。朝廷还特地降敕书赞扬:“尔还乡后学者云从, 馆起匡山之下, 民风日善, 俗成东鲁之区。 朕既喜闻, 无可嘉励, 兹敕翰林学士赵风大书 (匡 山书院)四字为匾额”。明代的曾皋在《匡山书院记》中写道:“匡山之有书院也,肇自后唐 长兴间。是时天下未有兴学之议,士大夫无讲于学者,洞晦罗先生崛起匡山,慨然以圣人之 学为己任。朋来自远,书院筑焉”。当时,官学遭到了严重破坏,书院的创办开辟了新路, 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地域和时间范围, 为庐陵重教之风的形成和宋明两代文化的崛起奠定了较 好的基础。据不完全统计,从唐至清全省建有古书院1071所,而属庐陵区域有276所 以上,占26%左右。从后来科举的情况看来,凡及第人数多、优秀人才多的地方,书院也 办得早和办得好。乡间农村的私塾,是普通农家子弟读书习字之处,教的是一些生产生活实 用知识,后来也扩展为学些与科举相关的所谓圣贤之书。任教的多是乡间儒者,其中不乏确 有才学之人,是传授封建文化的启蒙者。庐陵有多少这样的私塾,史无记载。 到了宋代,江西的书院发展很快,一些大族纷纷创办书院,主要供本族子弟读书,也吸 收外地学子,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有的名气很大,成为文化学术交流的场所。据光绪《江西 通志》等记载,宋代江西共有书院149所,分布于各州县的50余县之中。宋时,江西的 著名书院白鹿洞书院、华林书院、鹅湖书院和吉州的白鹭洲书院,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清 代学者李渔曾在《兴鲁书院记》中说:“江西名书院甲于天下”。江西书院之多,规模之大, 教育质量之高,在宋代都居全国之首。这一时期的书院,实际上成了地方教育中心。北宋中 期的庆历四年,朝廷倡导州县办官学,江西积极响应,州县立的学校纷纷出现。庐陵县学、 泰和县学当年就设立了。 明代,江西的书院或恢复或新办,又呈兴旺,全省共有164所,属吉安府的有33所, 除宋代有一定基础的外,当时新创办的书院,在全国也有一定名气。如著名理学家程文德于 嘉靖十五年在安福创办的复古书院, 著名学者王圻于隆庆二年在万安县北门外创建的云兴书 院, 还有永丰三都的云邱书院, 是名流聂豹讲学之所。 这些学院, 不仅是培养科举人才之处, 还引来四方学者,成为理学传播、研讨的场所。 重视教育,普遍设立书院、学馆是庐陵文化兴盛、人才辈出的重要因素。据明人所撰的 《吉安人文记略》载:“自唐宋以至明末,吉水有书院五十有三,居天下第二”,“吉水人无 贵贱,无不读书”,以至“三尺童子稍知文章,吉水文风盛于江右”。此说虽然有些夸张,但 吉水的确是文风鼎盛之乡,培育出了一批出类拔萃之士。于是衍化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江 南才子解缙在皇帝面前夸海口说家乡吉水村夫野老都会吟诗作对。 与他不和的大臣不服, 密 报皇帝派员去查实, 如是假的, 就是欺君之罪。 解缙幸好打探到了消息, 立即派人潜回吉水, 要私塾教师、落榜童生装扮成村夫,在要道旁捡粪耕地。待朝廷官员去乡间查访,所问之人 果然出口成章。解缙凭机巧避免了一次责难。 书院的办学方式比较灵活,不仅是传授灌输圣贤之书,有时还请名儒大师前来讲学,传播 学说。学生也可以参加讨论,发表意见,还可以游学求师,增长见识。文天祥在家乡私塾里 受父亲督学,十多岁后到庐陵县的固江侯城书院求学,距他的家乡富田140多里路。在那

里,留下了他倒植五株柏树立志成才的故事,至今还存活一棵。《吉安府志》中还有“万安 鳌溪书院在渡头古社,宋文天祥游学于此”的记载。见多识广,才使文天祥在科举考试中大 魁天下。 三、白鹭洲书院 位于庐陵城东的白鹭洲,坐落在千里赣江之中,像白练中镶嵌的一片翡翠,碧水缭绕, 洲上茂林修竹,沙白鸟飞,青翠雅静,景色怡人。因洲上多栖鸟类,人们便取李白“二水中 分白鹭洲”诗句的意境命名该地。原为禅林胜地。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新任吉州 知府的江万里(后任丞相),见白鹭洲幽静雅致,认为是个读书讲学的好地方,便决定筑学 舍,设讲院,创建书院。开始没有山长(院主持),便自立其事,自掌其教,他的言论、道 德、风采深得士民拥戴。《白鹭洲书院志》称他“先生亲为诸生讲授,载色载笑与从容山水 间,忘其为今太守”。第二年,他选中了名儒欧阳守道任山长。江万里离开吉州后,“先生闲 居,其意念在国家,其精神在庐陵”。他入朝拜相后,与奸臣贾似道不合,辞相位,“常叹, 平生士气之乐,惟鹭洲一事”。可见,创立此书院,倾注了他的心血,并为之感到欣慰。宝 祐四年(公元1256年),也就是创立书院15年后的科举考试,吉州考中进士43名, 文天祥中状元,宋理宗皇帝亲书“白鹭洲书院”匾额以示褒奖。于是,书院名声大振,享誉遐 迩,被称作与白鹿洞、鹅湖齐名的江西三大书院之一。白鹭洲书院的崛起,推动了庐陵教育 的蓬勃发展和重教崇文的民风蔓延,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据光绪《吉安府志》载,从宋嘉 熙二年(1238年)至南宋最后一届科举的咸淳十年(1274年),37年来共科考1 3届,有12届是白鹭洲书院创立后进行的,吉州共考取进士378名,居江西之首。以后 600余年,白鹭洲书院历经沧桑,屡遭兵祸水患,毁而复修,几经周折,但这里一直是庐 陵人民心中的教育圣殿,是培育人才的摇篮。几百年来,许多的名儒大师曾前来讲学传道, 主持院务的也多是庐陵名士,云章阁、风月楼等建筑,成为珍贵的文物。 白鹭洲书院创建之初所取得的成就,得力于山长欧阳守道治学有方。他是庐陵永和人, 进士出身。文天祥在《巽斋先生像赞》中称他为“横经论道,一世宗师”,“先生之风,可使 懦夫立也”,说他对自己立身处世的影响:“后生从政,未知向风,惟先生终教之耳”。这位 名师的可敬之处,在于他十分注重培育学生的品格和务实的学风。庐陵有爱国主义的传统, 欧阳修、杨邦?、胡铨、周必大被誉为“庐陵四忠”,欧阳守道坚持用家乡先贤事迹来教育学 生爱乡爱民, 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 在品德修养上, 强调要像孟子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他解释道:“浩然也者,盖人人所共有。惟其有之,故可养也。如其本无,则复何养?”而养 气必先立志,“志立,则气从之”。那么,立什么志呢?他认为:“士贵立志,非富贵志也。 信圣贤之言, 而期于有立。 不以贫厄更所守, 斯之谓志。 ”“集义从养吾气, 是气塞乎天地。 ”“君 子之乐,以期胸中浩然与天俱春”(以上见《巽斋文集》卷十二、十四、十六)。欧阳守道 关于立志养气的论述, 对文天祥等庐陵英杰民族气节和坚持正气观念的形成, 起到了教育熏 陶作用。在治学方法上,欧阳守道反对空谈阔论,他认为如仅是熟悉一些四六句专门应付科 举考试,那么“于身心则无得,于天下国家则无用”,有志者应羞于这样做。他主张所学知识 要对社会、对国家有利,要关心民众的疾苦,匡时救世,才是有用之材。他要求学生“求为 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以自标榜于一时”(见《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一)。他把这 些观点灌输给学生们,使他们受益匪浅。在积贫积弱的南宋后期,朝廷希望选拔更多的务实 志坚之士来维持局面。 白鹭洲书院的考生往往能在科举考试中切中时弊, 为富国强兵提出好 的见解,受到朝中正直考官的赏识,考取进士的也就多了。欧阳守道十余年来倡导的良好学 风延续下来, 不仅使白鹭洲书院享誉天下, 为庐陵的各类书院学馆起到了引导和示范的作用, 还影响和促进了庐陵人忠直不屈的品格的形成。

四、科举盛况 科举考试,是中国历史的特产,它折射着中国中古以后封建社会文化的辉煌与衰落,记 录了隋唐以后的历史风云变幻。隋朝的开皇年间(589年)朝廷推行分科取士以充实官员 队伍,取代了魏晋以来选择任用官员的九品中正制。这种以“试策”取士的做法,打破了腐朽 的门阀制, 是中国历史上吏制的开创性变革, 使无数出身贫寒之士也能出人头地, 走上仕途。 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出,自豪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武则天开了殿 试的先例,后来宋太祖赵匡胤亲自主持进士科考的复试,确立了殿试制度,使所有进士及第 之人都成了“天子门生”。并形成了州试、省试(全国统考)、殿试的考试形式,定为隔三年 一次。至明清,科举制度发展到极盛,形成了教育、科举、做官一条龙的体系,考试分为县 试、院试、乡试(省试)、会试和殿试四级。乡试合格为举人,会试合格后参加殿试,取一 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三甲赐进士出身。取进士的名额各科不等,但均是择优录取,是 最高等次的考试。举子们在全国范围内竞争,因而,中进士的多少,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地方 文风是否昌盛、人才众寡的重要标志。中了进士,不但有了做官的资格,本人风光无限,乡 人也感荣誉,在本族的祠堂前要立旗杆示之,于是,人们都以村上立的旗杆石多而自豪。 庐陵发达的教育和兴旺的文风造就了众多的举子进士,引得外地区的人羡慕不已,也引 起了历史学家的关注, 认为在赣中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内陆腹地, 竟能产生出这么多的科举优 胜者和杰出的人才,在全国也不多见,在江西更是首屈一指,值得研究。的确,庐陵学子们 在科举考试中大展才华,在民族文化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据民国时的《吉安县志》载, 庐陵郡在唐代产生了有姓名、有籍贯的四名进士,这是很不容易的。因唐代进士录取的名额 很少,白居易考的那一次,仅取了17名,一般只二三十名而已,整个唐代江西也不过只有 进士65名。可不知何因,省里的古代史料上没有记载庐陵进士之名,可能是疏忘了。到了 宋代,庐陵学子便大出风头,连连夺魁。据吉安县籍的历史学家周銮书先生统计,宋代江西 共产生进士5442人,其中吉州1032人,占31.5%;明代江西进士3148人, 其中吉安(不含新干、峡江)994人,占19%,清代江西进士1787人,其中吉安2 05人, 占11. 5%。 据不完全统计, 属吉州范围共考取进士3000名以上, 占全省1. 1 万多名进士近三分之一,就一个州或府而言,在全国可能是最多的。文化发达的苏州府,进 士也只1700多名。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文进士中的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江西共有 104名,属庐陵范围的有46名,占全省的45%。据李天白著的《江西状元谱》统计, 江西一共产生过41个文科状元,属古庐陵籍的有16名,占39%(一说19名,有3名 是庐陵籍,在外地参考)。分外引人注目的是庐陵中心地带的吉安县和吉水县,进士分别为 625人和400余人,两县进士千人以上,占全省进士的十分之一以上。数据是枯燥的, 但每一个数字,隐含着多少悲欢、多少荣耀!科举制度于1905年宣告结束,近百年过去 了,乡村仍然传颂着这些象征着家族荣耀的先祖的故事。 在千多年的科举考试中,庐陵地区发生了几件足以令人自豪的盛事。明建文二年(140 0年)科考,共取进士110人,状元胡广,榜眼王艮,探花李贯,头三名均为吉安府人氏。 明永乐二年(1404年)科考,取进士472人,状元曾?、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二 甲第一名杨相、第二名宋子环、第三名王训、第四名王直,都是吉安府人,前七名均被吉安 人囊括,成为千古美谈。据周銮书先生考证,连续两届获进士前三名“团体冠军”的州府,吉 安是绝无仅有,于是吉水民间便有“隔河两宰相,十里五状元”之说。吉安县万福一带的秀川 村罗姓,先后有33人中进士;梅塘的小灌村刘姓,有17人中进士。这两个地方都远离州 府治所,较为偏僻,培育出了众多的进士,实不多见。祖孙、父子、弟兄均为进士的家族, 人才结聚的现象也不少。明代正统十年(公元1448年)的状元彭时是安福人,他的大弟

彭华,6年后为会试第一名中了进士,小弟彭礼,22年后又中了进士,都曾任朝廷重臣。 明代永乐十九年(1421年)泰和人曾鹤龄中状元,他的孙子曾追,于57年后为探花。 明代崇祯十年 (1637年) 吉水人刘同升中状元, 他的父亲刘应秋46年前就是探花。 “一 门三进士,一门五进士”,在庐陵并不罕见。 尽管科举考试制度有许多的弊病,如考试内容僵化、形式单调、扼杀个性和创造精神、考 场作假、录取舞弊等等,但毕竟是封建社会后期1300多年来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为各 阶层人士进入上流社会铺了一条通道, 举人进士构成了中国文官的主流。 其中的有志有为之 士,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先进力量,受到后人的敬重。庐陵地区的许多英杰,正是通过科举 考试走上仕途,施展自己的才华,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流芳百世。同时,他们也为家乡父老 乡亲争了光,为乡梓的经济文化繁荣作出了努力。 五、教育硕果 宋明两代,庐陵人在外,脸上是很有光彩的。就像现代社会某地出了个中央领导,家乡 人感到骄傲一样,古人类似的观念还更强烈。江西没出过皇帝,却出过名相贤臣。庐陵也是 如此。周銮书先生考证,历代庐陵籍的正、副宰相(含相当于同等职务)共28人,占江西 90人的近三分之一,其中正宰相8人,全江西只28人。北宋仁宗时,出了吉州第一个宰 相永新人刘沆,启贤匡弊,素有良相之誉。永丰籍的欧阳修,在朝中任过多年的参知政事, 也就是副宰相,参与政务,主持过全国的科举考试,是名符其实的桃李满天下,是公认的一 代文坛宗师,说起他,当时的文人谁不知晓?吉安永和人南宋的周必大,居相位数十年,历 四朝,任右丞相后又任左丞相,稳健持重,为维护南宋那半壁河山可谓呕心沥血,又是知识 渊博的大学者,赢得朝野敬重。文天祥虽任丞相时国已破碎,但是英名远播,连敌人也佩服 这位伟男子。且不说还有众多的忠臣烈士,仅这四位“文节俱高”的名相,就足以使庐陵“天 下谁人不识君”了。 到了明代, 庐陵又有一段很是风光的日子。 明成祖朱棣为解决废除丞相制后政务难以应付 的局面,创设了内阁,令阁臣参预机务,内阁成了明朝的政治中枢。吉水人解缙是最先参预 机务的翰林官,为内阁要员。7个内阁成员,解缙、胡广是吉水人,杨士奇是泰和人,金幼 孜是新干人,4个属古庐陵范围人。他们颇得皇帝的倚重,左右逢源,出谋献策,群臣莫不 仰视。仁宗时,杨士奇居内阁首辅,官从一品,主持内阁20年。年幼的英宗即位后,以杨 士奇为首的内阁主持朝政,内阁实际成了明朝的中枢决策机关。身居内阁的解缙和杨士奇, 对奖掖、提携同乡是很尽力的。进士前7名都是吉安府人的那次科举考试,主考便是解缙, 有人怀疑是他泄露了试题,但无凭据。杨士奇在去世前一年,不露声色地将泰和老乡安插在 要害部门,一是王直任吏部尚书,另一位是状元陈循入内阁,后来也成内阁首席大学士。吉 水人周忱是杨士奇推荐任江西巡抚的,成为名震朝野的理财重臣。随后,安福人彭时,天顺 年间任内阁首辅, 接着, 庐陵人陈文也在成化年间任内阁首辅。 泰和人肖钅兹、 安福人彭华, 都曾为内阁要员。 据统计, 明代属古庐陵区域共出了10位宰辅、 22位尚书、 12名状元、 11名榜眼、10名探花。有那么多庐陵地区的人在朝廷的决策机关任要职,手握权柄,家 乡人感到何等荣耀!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这对庐陵学子带来了多么大的吸引力!还 有,庐陵地区宋明两代涌现的众多文化思想界名人,如诗人杨万里、刘辰翁,地理学家罗洪 先,思想学家罗钦顺等等,他们是庐陵教育结出的硕果,都是通过科举之路走上仕途、文坛 显示自己的才华和智慧的,他们像群星闪烁在家乡的上空,为庐陵文化增添了熠熠光辉。 六、状元逸闻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读书人的目标便是“一举成名天下知”,而“大 魁天下摘桂冠”,夺取“皇冠上的明珠”则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状元”,可以说是我 们民族的特产之一,影响深远而广泛,逐渐成为各行各业出类拔萃人物最高赞誉的代名词, 人们一直对状元怀着崇敬的心理。 科举考试的状元产生是极不容易的,要经过大小十几场甚至几十场考试,经历数年甚至 数十年的奋斗,战胜一批批的对手,真正的过五关斩六将后才能脱颖而出,是百万读书人中 最典型的代表。在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中,据李天白先生统计,经查实的有名有姓的仅 613个状元(包括五代十国和辽、金等),江西出了42个文状元,5个武状元,2个恩 赐状元。 属现吉安市范围通过科举考出去的状元有16名: 新干宋代的何昌言, 吉安县的南唐王克 贞、宋代文天祥、明代肖时中,吉水县的明代胡广、刘俨、彭教、罗洪先、刘同升、永丰县 的明代曾?、罗伦、清代刘绎,泰和县的明代陈循、曾鹤岭、曾彦,安福县的明代彭时,另 有祖籍属庐陵县的明代杨慎、清代刘福姚,在外省参考。他们真可谓是千百年来庐陵读书人 中的天之骄子,赢得了多少倾慕的目光和颂辞。他们有的获得高官厚禄,位高权重;有的一 生平泊甚至落寞,但无一不是学富五车之士,无一不是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没有一个是祸 国殃民之徒。他们是庐陵优秀文化孕育的精华,体现了庐陵人的正派、刚直和文雅。他们的 趣闻逸事,一直被人们所津津乐道。 “天祥者,宋之瑞也”。文天祥是吉州最有名的状元。在殿试时的对策中,他直指时弊,慷 慨激昂,显示了一个21岁青年的才华和豪气,一万多言,一气呵成。阅卷官们无不惊叹其 文采,第一名是当之无愧。但有人认为言词过激,锋芒毕露,怕皇帝看了不高兴,就排在第 七名。再经详定官员评定,提为第五名,上交理宗皇帝审定。理宗按安排的顺序从前往后看 文章,发现前几篇没什么新意。看到第五篇时,见开篇便气势不凡,他精神一振,仔细读去, 只觉情理通达,见解深刻,便把主考王应麟叫来拆开密封的卷头看名字,一看叫文天祥。当 时朝廷内忧外患,理宗见“天祥”之名,便不由自主地说:“天祥者,宋之瑞也”,便高兴地提 笔点为“第一甲第一名”。王应麟在阅卷时就赞成把此卷列为第一,因其他人反对才列第五, 现在皇帝钦定了,很是高兴,立即将皇帝的赞语告诉了文天祥。于是,文天祥就把“宋瑞” 当作自己的字。还有一种传闻,说是文天祥在京城候考时,陪同而来的父亲生了病,天祥要 照顾父亲,很是疲惫,染上了感冒。殿试前皇帝要接见考生,人多门小,文天祥挤出了一身 汗,考试时觉得浊气全无,一身轻松,文思泉涌。 误考得善报。吉水籍的彭教是明代天顺八年(1464年)甲申科的状元。据张岱《快园 道古》中介绍,说彭教于天顺七年赴京参加会试,在一旅店投宿。楼上一人倒洗脸水,一枝 金钏随水落地,被彭教的随行仆人捡到藏在怀中。离店后走了十多日,盘缠不多了,仆人拿 出金钏说是前不久捡到的, 要拿去卖了以充支费。 彭教听了原委, 命仆人立即返回交给失主。 仆人说去送还金钏,要耽误多日,怕你赶不上考试日期。彭教说,金钏是女子受赠之物,失 去了,父母肯定疑心她私下给了男人,这可不是小事,弄得不好要出人命。仆人无奈返回。 果然,失主正是一待嫁闺女,失去了金钏,受家人猜疑,便寻死觅活,不可终日。金钏送到, 还了她清白,救了她一命。可是,彭教却因此事延误,没有赶上考试。谁知这年会试时贡院 发生大火,烧死90余人,彭教侥幸避开一劫。八月时重新开考,彭教考中,第二年廷试竟 考中状元,真可谓善有善报。

偶然不偶然。泰和曾鹤龄是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的状元。他20多岁时便中了举 人,准备下一次科考时,兄去世,他只得在家尽孝道,赡养父母,还要供养嫂侄和妻儿。父 母去世后,全凭他一人操持家务,无法再去应试,只得教几个学生维生,难得有闲暇攻读。 后来又开了家店铺增加点收入。待到侄子和儿子长大了些可以理事,他才重拾书本,参加会 试,此时他已年近不惑,距中举人已16年了。 生活的艰辛使他老成持重。去京城赴试的途中,他与几个浙江的举人同乘一条船而行。 这些人年轻而傲慢, 一路上谈笑风生, 很有点瞧不起年纪大的曾鹤龄。 浙江举子们串通一气, 故意找书中的疑难问题来问他。曾鹤龄知道他们有意刁难,并无诚意,只是应付一下,有时 干脆回答不知道。浙江举子们讥嘲道:“老先生你不过是偶然中了举,才有资格去会试”。一 路上,就干脆称他“曾偶然”。曾鹤龄也不计较,一笑了之。到了京城考毕发榜,同船的浙江 举子全部落榜,曾鹤龄却荣登榜首。曾鹤龄便赋诗一首寄给同船的举子曰:“捧领乡荐谒九 天,偶然乘得浙江船;世间固有偶然事,岂意偶然又偶然。” 超长试卷。永丰籍的罗伦是明成化二年(1466年)的状元。殿试的题目是问治道之纲 目。罗伦答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为治之大纲,礼乐、刑政、制度、文为之具 为治之万目,而心又为正大纲举万目之根本,学又为正其心为正大纲举万目之根本。他的这 一套立论,不折不扣来自宋代程朱理学。论证严密,论据充足,还敢于直指时弊,直抒胸臆。 殿试时越写越起劲,发的纸不够用,请求礼部监试官增加答卷纸,得到同意,便尽情倾谈心 声。按规定,试卷还得由专职人员重新抄一遍再评阅,以防阅卷官识得字体或作暗记。这下 可苦了卷子的誊正者,竟抄了30幅。宪宗皇帝要亲听读卷,读卷的是华盖殿大学士李贤。 读罗伦的答卷时,李贤因年老,文章太长,跪在那里太久,读完了一时站不起来,宪宗赶紧 命人把他扶起来赐坐。罗伦这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对策,使得他高中状元,名震京师。 年过半百时来运转。泰和籍的曾彦是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的状元。曾彦早年入 县学发奋苦读,却屡试不第,成了老童生。但他并未灰心,仍刻苦求学,在43岁中了个举 人。又过了12年,终于会试过关参加殿试。主考是四川眉山人、内阁首辅万安。他在阅读 曾彦的对策时,被其文采所折服,禁不住击节赞叹,其他评卷官也有同感。万安回忆起前一 天考试前点名时有个叫曾彦的,颀长伟岸,一表人才。拆封一看,此文正是吉安府的曾彦, 便排在第一,交皇帝定夺。到了传所中进士进殿见面时,万安仔细审视这定为榜首者,却发 觉曾彦身材矮小,又老又瘦,惘然若失,怀疑以前可能是看错了人。退朝后,万安再取曾彦 的殿试策阅读,觉得很是平淡。可已成定局,只好作罢。这种以貌取人的心态险些使吉安少 了一个状元。此时,曾彦已54岁了,的确老了些,也难以在仕途上有什么大的作为了。

抢先面圣,随机应变。吉水籍的胡广是明建文二年(1400年)的状元。他参加会试, 名居前列。殿试过后,他的答卷与同乡王艮的不相上下,但王艮其貌不扬,做堂堂状元不太 妥当, 便定为第二名榜眼。 状元定谁呢?礼部官员主张胡广, 而翰林院赞成湖北石首人杨溥, 争议不下,只好请建文帝定夺。建文帝看了胡、杨两人的试卷后,倾向于胡广,但不知两人 的长相和应变能力如何,就命左右赶快宣“胡广秀才上殿”。胡广、杨溥二人早探得风声,在 住所等候结果。杨溥是石首人,当时属湖广辖之,听到喊声,不知是指“湖广秀才”还是指江 西的“胡广秀才”, 犹豫了好一阵后才找衣服穿, 打算先去看看再说。 胡广也弄不清到底叫谁? 可他认为应占先机,赶在杨溥之前到了殿中。建文帝见胡广相貌堂堂,有几分中意,又想到 他的对策中有“亲藩陆梁,人心摇动”之语,暗指要预防燕王兴兵篡位,正合建文帝征讨燕王

的心意,就定胡广为状元。两年后,燕王朱棣自北京起兵南下,以“清君侧”为名打进都城南 京,建文帝不知所终。解缙、胡广、王艮和吴溥都是吉安同乡,都受建文帝器重。解缙陈说 了一番忠于建文帝的“君臣大义”,几人都表示要殉忠报国。过了几日,见朝廷的许多高官重 臣也没为建文帝殉死,加上朱棣的确有雄才大略,胡广就改变了主意,认为朱棣是建文帝的 叔父,当当皇帝也是可以的,反正都是朱家的天下,就和解缙都依附了朱棣,只有王艮饮鸩 自尽。朱棣即位后,重用胡广,提升为翰林学士,后成为内阁要员。

文状元,酒状元。永丰籍的曾綮是明永乐二年(1404年)的状元。殿试的题目出得很怪, 以礼乐制度方面的经文为题, 熟读圣贤之书的学士们许多不知如何下手, 有的挖空心思仍难 成文。可曾綮却知识面广,对策写得格外详明,近两万字的长文连草稿也没打,一气呵成。 成祖朱棣读后,赞不绝口,说是“通贯经史,识达天人”,亲定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朝廷 准备编修《永乐大典》,由解缙负责组织,大臣们推荐了不少地方人才。其中,一个叫陈济 的江苏常州人,久有才名,学识渊博,被推荐任都总裁。陈济奉命入朝,按常例要考试。明 成祖听说有一个如此博学的人才,禁不住感慨道:“朝廷的堂堂翰林院,竟找不到一个像陈 济这样的地方学者。”大臣们说,曾綮并不比陈济差。于是,叫两人一起考试,题目是成祖 定的,面试《天马海青歌》。曾綮文不加点,一挥而就,文气畅达,音韵铿锵,理词皆到, 成文最先。陈济写得也快,但还是比曾?慢了点,而且文辞也差些。明成祖大喜,赐给曾? 一条玛瑙带,此后名声更噪。成祖任他为副总裁,又升侍读学士,常伴君王左右。后来,他 两次伴君北巡,三次主持会试,朝廷众多文告、条例,多出其手笔。 曾綮还有个嗜好,就是喜欢喝酒,酒量惊人。他考上状元不久,来了一个外国使臣,非 常善饮,号称海量。陪使臣吃饭的大臣们叫苦不迭,说此人实在难以对付,酒量太大了。明 成祖只得命各部门推荐能喝酒的人作陪。大伙知其厉害,怕了去,只有一个低品的武官敢应 战。 明成祖很不高兴, 说我大明天朝, 难道就没有一个善饮的大臣, 让一个下级武士去陪酒, 成何体统?这太失朝廷的脸面了。有人推荐曾綮。明成祖问,你能喝多少?能对付得了吗? 曾?答道,决不辱圣命。明成祖大喜,命他去陪使臣,那个武官帮忙跑堂。一连几天,餐餐 酒宴,曾?把那使臣灌得醉薰薰的,使臣说下餐不喝了,可曾?却还只是有点醉意,使臣只 得甘拜下风。明成祖闻之大喜,对大臣们说,曾卿不管是文才还是酒量,都能称作我大明王 朝的状元。 第五章 匡时济世 ——庐陵志士直面人生的姿态 隋唐以来,以儒学精神为主体的中原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经济繁荣的庐陵,发达的书院 和学校教育,加速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到了宋代,庐陵文化进入了鼎盛的阶段,显示出了和 中原文化基本相同的特征:就是尊崇正统的儒学,弘扬当作主流思想的孔孟学说。“修身、 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儒学教育的核心,也是庐陵人士恪守的人生信条和追求 的目标。正统儒学观念的深刻影响,催化了庐陵文人的积极入世观念的形成。他们以维护社 会的基本价值为己任,讲求经世致用,兴国安邦,教民化俗,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 而道远”,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人生态度方面,是“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在政治观念上,要当“社稷之臣”,为国建功立业;在品格情操上,讲求忠 义节烈。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儒学精神中的先进和积极因素,铸就了众多的庐陵英杰。 到了南宋,江西成了称为新儒学“程朱理学”的大本营,庐陵便是大本营中的一个重要据点。 朱熹把儒学的伦理道德当作天理, 使传统儒学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因而受到了统治阶

级的欣赏。庐陵人士在理学的影响下,积极“入世”,匡时救弊,刚健有为,忧国忧民的理念 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建立了不朽的功业,闪烁着不熄的精神之光。 一、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是儒学的重要学术思想之一。儒家学派主张以“经”来指导为政,来维护社会 的稳定,但是不能空谈“圣言”,要讲求实际的功效,一切学问都要有益于国事。正如清代顾 炎武所云:“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一切不为”,应“引古筹今”,作为“经世之用”(《亭林 文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把儒学提到了正统地位,却是注重“章句注疏之学”, 魏晋的玄学和清淡之风冲淡了儒学的权威。到了唐代,由于皇帝的迷佛溺道,儒学传统有所 削弱,五代时,佛道更盛。进入宋代,一批有识之士纷纷觉醒,他们对佛道的“出世”空幻观 念不满,致力于改变长期以来佛道的声势凌驾于儒学之上的态势,力求恢复儒学传统,倡导 经世致用,创日用事功之业。庐陵的儒士,就是高扬这种思想的勇者。他们或于讲坛,或在 著述中强调经为世用的观点。 当他们有了机会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之时, 就自觉的 “以天下为己任”,实践经世致用的思想。 培养了众多庐陵俊杰的教育家欧阳守道, 他对当时流行的务虚空谈表示不满, 崇尚求实致 用之学。针对科举之弊,他认为“国家以科举取士,士不为举业者吾见罕矣,苟为士则学所 当学,日孳孳以终其身,今移孳孳于举业,于身心则无得,于天下国家则无用。然而士不敢 不为者,势驱之也。予昔时从事于此,未尝不自笑也。以予之心度他人之心,知凡为此通病 也,况词赋之为技,视他文尤难精旷……呜呼,科举之害,千百年未易议其革也,士不能由 科举则所谓读而习之者亦安能自己哉?”(《巽斋文集》卷12)。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 指出如仅是为追逐科名而学,于己于国都是不利的。他教导学生们“无益之言勿听,无益之 事勿为,无益之文勿观,无益之友勿亲”(同上卷13),直截了当地要求学生注重事功, 成为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文天祥称这位尊师为“横经论道,一世宗师”。他的治学思想, 不同于那些以科举为业的读书人,而是“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以自标榜于一 时。”(《文山先生全集》)卷11)。

称为南宋“中兴四大家”之一的著名诗人杨万里,他不仅是一位“诗坛霸主”,“还是一位强 调经世致用的思想家”(《江西文化》第7章)。他中进士后,历仕高宗、孝宗、光宗三朝 共四十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吏部郎中、礼部右侍郎、秘书少监、太子侍读等官,除写 了大量的诗文作品外,他还写了《六经论》、《圣徒论》、《庸言》、《诚斋易传》、《千 虑策》 等著述, 反映了他的思想成就。 他认为六经在指导政事方面占主导地位。 尤其 《春秋》 , 是“夫子之所以为政也,徒教而不为政,尧舜不能以经一世,而夫子能以经万世哉!”(《诚 斋集》卷85)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春秋》的作用是指导为政,孔子虽不是什么王侯, 但因有了一部有益于政事的《春秋》,就有经万世之功业。所以经世的核心就是为政。他在 乾道六年(1170年)向朝廷上的《千虑策》中,结合时局,精辟地论述了君道、治原、 人才、论相、论将、论兵、驭吏、刑法、冗官等方面的问题,表现了经世致用的意识。他还 认为,不仅在治经时着眼于用,而且一切学问、言论都要“致用”。他说:“论曰:学道者必 有以用道也……布之可以温,故人取之以衣其事,粟之可以饱,故人取之以实其腹。今且有 人积布而不衣,藏粟而不食,则虽积藏如山,而夫人者不免于冻馁而死。夫布与粟如丘山而 不免于死,非不富之罪也,富而不用其富之罪也。学道而不用,安以道为哉!”(同上卷8 6)他又说:“言非尚于奇而尚于用也。事非难于料,难于处也。奇而无用,能料事而不能 处,此岂非士大夫进言谋国之大患欤?”(同前卷88)他的这些“致用”的观点,对于引导

士人面对现实、不尚空谈、踏踏实实为社会作贡献,具有积极的意义。对流传很广的佛老观 念,杨万里很是反感。他在《韩子论》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老子以空虚为道德”,“佛老好 其清净寂灭之道,以为此可以悟性命而超生死也”,而实际上大部分人是见到佛老之徒“不业 而食,不劬(劳苦)而居”就“幸于其福田利益之诱”去信教,这些人不劳而获,对社会是无 利的。由此可见,杨万里是一个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也是一个清醒的儒学政治家。

庐陵文化培育的人杰之中,有几位曾居相位,辅佐君王统治天下,位高权重,显赫一时。 他们为朝中重臣,施兴国安邦之策,又是饱学经书的儒者,尊经世致用之道。当然,目的是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但,这正是儒学积极“入世”的方式之一,也是实现 儒者人生价值的途径。

欧阳修在任谏官和参知政事时,针对北宋社会的弊端,提出了许多富国强兵的主张,对 朝廷解决当时“无财用、无兵、无将”等现实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充分体现了他注重实 效、务从实际的功利精神。刘子建先生认为:“其实欧阳修讲致用……讲功利,王安石继之 而起”(《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欧阳修所提倡的“致用”之法,对后来的功利理论发展 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南宋中期的名相庐陵永和人周必大,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中进士始,在官场 上跋涉了近半个世纪,曾为高宗、孝宗、光宗三代君王效力,任过兵部、吏部侍郎、参知政 事、右丞相、左丞相之职。他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又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的政治家,深知 以经治政的重要性。但他不尚空论,而是从实际出发,切合现实,以真知灼见赢得了君臣的 尊重。孝宗登基后,想做个中兴之主,可当时南宋小朝廷已偏安几十年,歌舞升平的日子消 磨了许多人的斗志,也耗损了国力,军队管理松驰,兵不精将不良。在这种情况下,出动兵 力大规模地讨伐金国,收复失地,无疑是劳民伤财的。周必大任宰相上的第一个奏章就提出 “今内外晏然,殆将二纪,正可惧之时,当思经远之计,不可纷更欲速”(《宋史·本传》)。 意思是说,现在社会还稳定,但要居安思危,考虑到长治久安,不可急于求成。可见必大所 持的是稳健持重的内政外交方针,认为必须要积蓄国力,整顿好内政,才能去与金国抗衡。 所采取的措施一要强兵,整肃军纪,二是富国,稳农促商,三是安民,对灾民抚恤,四是政 修,择人才和考官吏(《省斋文稿》卷11)。这些务实的策略,他不仅向皇上提出,还制 订了相应的条规,亲自督查落到实处。周必大遵循的“致世”原则,在当时收到了实效,也成 为庐陵后学的楷模。 二、革新图变 改革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是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庐陵文化的繁荣与发 展,是与一批革新图变的志士仁人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不满足于固有的传统,勇于冲破旧 的思想观念的束缚,抱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不同的领域开拓新的天地,显示出旺盛的 创造力和勃勃的生命力。他们改革的精神,创新的观念以及所产生的效果,为庐陵文化注入 了活力,增添了光辉。 在政治思想上,破天荒地提出“改革不息论”的,是民族英雄文天祥。

南宋政权建立以来,除孝宗稍有振作,其他的几个皇帝满足于偏安江南,不思进取。理 宗登基后,也沉溺声色之中,在位多年无革新举措。而时局并不可乐观,北方的少数民族政 权虎视眈眈,仗兵强马壮威胁江南,国内政治腐败,人民困苦,积贫积弱。受庐陵文化熏陶 的文天祥,对政治危机有清醒的认识,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深感担忧。他在宝祐四年殿试的 对策中,明确地提出除弊革新,改革不息,以振国威的观点,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哲学、伦理 和政治思想。他从《易经》中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概念出发,认为“不息” 为宇宙的根本法则, 不息就是变化革新。 他指出, 天不坠落, 在于“运”, 地不塌陷, 在于“转”, 水不腐,在于“流”,日月星辰之所以常新,在于“行”,天地间“生生化化”,总是不停息地运 动着。生活在天地间的人,应当“法天地之不息”;引申到政治上,同样是要变通、改革不息。 他在《御试策》中写道:“自太极分阴阳,则阴阳不息,道亦不息。阴阳散而五行,则五行 不息,道亦不息……穹壤间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与之相为不息。然而道一不息,天地亦 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为之。”“道之在天地间者,常久而不息,圣人之于道, 其可以顷刻息邪?”“天地之所以变通,固有其不息者为之,圣人之久于其道,亦法天地而已 矣。”文天祥认为,“法天地不息”首先要从思想和精神上振作起来,树立政治改革的决心, 然后才能表现到实际行动上来,切实进行不断的改革。他说:“圣人立不息之体,则敛于修 身;推不息之用,则散于治人。立不息之体,则本之精神心术之微;推不息之用,则达之礼 乐刑政之著。”文天祥还认为,改革不仅要持之以恒,而且应该兼及内外彼此,全面推开。 他说:“既往之不息者易,方来之不息者难;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难。”“不息于 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内;不息于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彼。”他觉得要达到的改革目 的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年仅21岁的文天祥,能如此全面精当地论述“不息”之论,充 分显示了他的才华和对世事、时势的洞察能力。

文天祥关于法天不息,改革图变的理论,使他成为了吉州第一个状元。三年后,边境形 势恶化。开庆元年(1259年)8月,蒙古军渡淮河,挥戈南下,9月便突破长江天险, 围攻鄂州。朝廷一片混乱,权奸董宋臣提议迁都四明。在此危难当头,文天祥挺身而出,写 了《己未上皇帝书》,提出了挽救危机的主张,具体提出了革新的四项方案:“简文法以立 事”,“仿方镇以建守”,“就团结以抽兵”,“破资格以用人”。还提出斩董宋臣以安人心。虽 然这些建议未被昏庸的皇帝采纳,但表现了文天祥拳拳爱国之心。这些改革主张,是一份可 以资政的宝贵文化遗产。 在坎坷不平的人生旅途中,文天祥一直把“法天不息”的思想当作遵循的准则,表现了一 种不断进取、积极的人生态度。任地方官时,他革除旧弊,创建功业;在遭受厄运时,以不 息的精神予以抗争。他的图变革新的思想,成为后人破旧创新、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 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革新图变,欧阳修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在仕途跋涉了42年的欧阳修,曾任参知政事,参与了朝廷的决策,担任过执政要员, 经历了北宋王朝先后两次大的社会改革——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他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内 忧外患的形势,在奏章中,多次表达了革除旧弊,刷新政治的思想。他认为,出现社会危机 的根源在于吏治不清,“今天下凋残,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滥者多”(《欧阳文忠集·奏议 集》卷1),要救民疾苦,“择吏为先”。庆历三年(1043年),他连上三状,提出了整 顿吏治的具体办法。一是实行按察制度,加强对官吏队伍的管理,“甚恶者黜,有善者升” (同上),提高官吏的素质。二是任人惟贤,选贤任能,打破陈规旧制,不拘一格选真才, “有贤豪之士,不须限于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试以弓马;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贫贱”

(同上,居士集卷46)。三是赏罚分明,激励官吏建功立业。“劳臣不赏,不可劝功,死 士不赏,不可劝勇”(《新唐书》卷107)。“赏一人而千万人悦者,赏之;罚一人而千万 人劝者,罚之”(同上,卷112),以此激励贤能之士建功立业。针对国家“财用不足”, 影响边防的时弊,欧阳修提出了通漕运、尽地利、榷商贾等改革建议。针对军队数量多而缺 乏战斗力的问题,他提出了裁汰冗兵、越次选将、改变战略的兵备改革主张。他的这些改革 构想是切中时弊和切实可行的。 在庆历新政酝酿和推行期间,欧阳修是积极参与者,坚持改革的立场,与保守派作坚决 的斗争。 当时, 范仲淹等有识之士为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忧虑, 认识到只有改革除弊才有出路。 仁宗也想有所作为, 但被不思振作的丞相吕夷简等保守派所蒙蔽。 吕夷简压制打击改革志士。 任谏官的欧阳修坚定地站在改革派一方,上书直接指责诋毁范仲淹的高若纳“不复知人间有 羞耻事”。当双方斗争达到白热化时,保守派诬范仲淹等人为朋党,引起仁宗的猜疑。此时, 欧阳修毫不畏惧写了著名的《朋党论》以辩诬,对仁宗消除猜疑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欧阳修 等人的力荐下,范仲淹终于为相,使他能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方略。在新政实行期间,欧阳 修积极建言献策,提出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的办法。欧阳修转任地方官后,仍密切关注改 革动向,继续上书批驳保守派给新法罗列的罪名。新政失败后,欧阳修并未退缩,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推行改革措施,如减少冗员、募人耕种沿边之地等。回到朝廷后,欧阳修受命 主持礼部贡举,他决心借科举取士的机会,痛惩当时流行的险怪华艳的文风,倡导平易自然 的文风,领导了影响深远的诗文革新运动,促进了文学领域一代新风的形成。欧阳修有政治 和社会改革的思想,也有改革的实际行动。他矢志不移进行改革的思想和成果,在民族文化 宝库中书写了不朽的篇章,也是对庐陵文化发展的杰出贡献。 文学创作上勇于创新的诗人杨万里,自成一体,别开生面,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 一页。 杨万里是一位爱国者,忧国忧民,为国富民强奔波操劳;他又是南宋杰出的诗人,一生 写了二万多首诗, 题材非常广泛, 惜乎只存数千首。 著名主战派领袖张浚勉励他“正心诚意”, 于是,自号“诚斋”。他的诗名远播,时有“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之誉(姜特立 《谢杨诚斋惠长句》),又颂之为“四海诚斋独霸诗”、“雄吞诗界前无古,新创文机独有公” (项安世《题刘都监所杨秘监诗卷》)。连大诗人陆游也说:“夜读杨卿南海句,始知天下 有高流”。“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剑南诗稿)卷19、 53)。由此可见杨万里诗歌在文学上的地位。这位誉为“诗坛霸主”、陆游也自谦不如的诗 人,正是以不凡的勇气,摆脱了前人诗歌创作的清规戒律,向传统文学中最正统而严肃的文 体诗歌表现形式挑战,在创作实践中实行大胆的变革创新,大量吸收民间口语,描述日常生 活,形成一种平易自然、活泼而泼辣的诗风,走诗歌大众化之路,给诗坛刮进了一股清新的 风,像一枝鲜嫩的荷花开在深幽的诗海王国。难怪项安世由衷地赞之为“诗界前无古”。 杨万里创造的“诚斋体”,是在广泛学习前人作品,积极吸收之后形成的。可贵的是他能 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他自己说过,写诗先是学江西诗派,接着学习陈师道,以后 学习王安石,后又学唐人绝句,可越写越觉得是步人之后尘,了无新意。他认为,“传宗传 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渊明)谢(灵运)行 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绍兴三十二年,他在零陵任职时,觉得过去写的一 些诗不满意,便毅然烧掉一千多首,其中也有不少好诗,连当时的诗人尤延之都觉得“焚之 可惜也。”到他写作《荆溪集》时,他“忽若有悟,遂谢去前学,而后涣然自得,时目为诚斋

体。”终于“落尽皮毛,自出机杼”(《宋诗钞·诚斋诗钞》)。杨万里不为已学的知识所囿, 既敢于冲破旧套, 又勇于否定自己, 终于走出了新路, 在诗歌的殿堂中独树一帜, 引人注目。 木材计量的“龙泉码”,创历史之最。 庐陵盛产木材,并以标长质优畅销全国。在木材交易过程中,人们往往苦于材积和价格 的计算不便。因为木材长短不一,粗细不一,而且同一根木头两头大小也不同。怎样将千差 万别的木头的材积和价格用一个统一的办法计算,使各地的山农和木商苦恼而探索了许多 代。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各定标准或由双方估价了事,但影响了大范围的流通。明代龙泉县 (遂川)有一位叫郭维经的儒士,中了进士之后在朝廷任御史,多次奉命巡视江淮,严惩酷 吏贪官,享有威名。母亲病故回乡服丧,不满时政腐败,在家住了六年。遂川是木材的重要 产地,他常去木材的产销地探访,发现木材计量时传统方法不科学不实用,便于出嫁在泰和 木材商肖家的长女探究一个简便宜行的办法。 经屡次实验, 发现在木材兜以上五六尺长的地 方,用有刻度的软篾尺量下一围长,就可知木材的大致体积。他们将围长折算成两、钱、分 码价,以“两”为一个计量单位,乘以市场上每“两”的时价,就是木材的价格。每根木头都可 以计算出具体的码价,累加起来,就得出了一堆木头有多少“两”多少价。此种材积和价格的 计量方法虽不十分准确,但很方便,一学就会,容易推广,得到了木材商的认可,很快流行 开来,通用全国,人称“龙泉码”。郭氏父女突破传统,创造新的计量方法,不仅大大减轻了 劳动量,还促进了木材的流通。此码流行数百年,直至近几十年才逐步被更科学的方法所取 代。 三、民为邦本 民本思想,是儒学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尚书》中云:“民可 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过:“民为贵,君为轻”,还说“得天下有道,得 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在封建专制时代,一些开明的有远 见的君主和大臣,深知“载舟覆舟”的道理。但更多的君主把自己当作“牧民”的天子,为所欲 为。在庐陵文化熏陶下成长的志士仁人,继承了“民本”的优良传统,在仕宦的道路上予以光 大,具有时代的先进性。 听命于民 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是听上天安排,还是民众决定的,现在看来连回答都没必要,因为 历史唯物论早有定论。然而在中古社会,尤其是在封建迷信盛行的宋代,相信天意的大有人 在,连皇帝也是如此。南宋的第一次科考的御试题目很长,近400字,开头一句便是“盖 闻治道本天,天道本民”,意思是说治理国家听命于天,安抚民众以应天道,要考生说出自 己的见解。后来成为朝野闻名的大臣、庐陵县人胡铨参加了这次考试。他见题目后想,皇上 刚刚南渡,皇位未稳,一些官吏畏金如虎,宁愿偏安,求和称臣。然而仍有不少志士志在收 复江山,这是民心所向。富国强兵积蓄力量与北方抗衡,也要靠民众的力量。可是,皇帝为 何首先就提出“治道本天”呢?这不符合儒学精神。于是,胡铨挥毫直言:“臣闻国将兴听于 民,将亡听于天。汤武听于民,其兴也勃焉;桀纣听于天,其亡也忽焉”(《澹庵文集》卷 2,下同)。接着他分析道,皇上你立于战乱之时,外乱内讧,中原被陷,民愁盗起,祸发 萧墙,新立的王室不稳,如一发引千钧。在这样的形势下,皇帝你应该卧薪尝胆,正是听于 民之时,而策题之中问数十条,多数表示听于天命之意,臣子我深感疑惑。他毫不讳言地建 议陛下不应听于天,而应听于民。接着,胡铨列举了春秋时和宋朝的许多实例来论证自己的

观点,愿皇上“持以至诚,以春秋为戒而谨持之,以祖宗为鉴,而力行之”,“则天下幸甚”。 胡铨又针对策中所说的“念必抚民,人格天庶”之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又是陛下“听于天” 之弊,因为“天下大器得之甚难,败之甚易”,愿陛下“思太祖得天下之难而早图之,鉴春秋 王室之祸而慎守之。 ”接着, 他还提了一些富民安民的建议, 择将练兵“收复两河, 迎还二圣。 ” 胡铨的这篇对策是民本思想的宣言书,直指时弊,充分论证了“听命于民”的现实价值。阅卷 的官看了大为惊讶,列为第一名,呈高宗定夺。高宗觉得言辞过于激烈,退回重评,考官们 当然领会皇上的意思,就把胡铨降为第五名,使庐陵少了一名状元。 安民爱民 安民爱民,是孔孟之道的进步观点之一,也是当作儒学思想的核心“仁”的表现形式。庐陵 先贤们,能较好地付诸于行动。从主观上看,他们是在弘扬儒学精神,从实际效果来看,有 利巩固封建政权,安了民心,稳定了局势,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南宋任丞相的周必大,他多次建议皇帝要“视民如子”。孝宗即位后不久,四川部分地方屡 遭灾害,百姓生活艰难,饿死了一些人。饥民们便聚众闹事。消息传到朝廷,有人建议派兵 去镇压,孝宗也为此苦恼,问周必大如何处理。必大认为,百姓是因为贫穷才闹事的,不应 强压,而应下诏书去安抚,并下令地方放宽征收田赋的日期。孝宗觉得有理,依此行事,果 然不久便平息了事态。淳熙年间,有一年久雨不止,洪水泛滥,民众陷于困境,孝宗为此十 分着急,命国库拨了些银两去赈灾,可是数量不足,难解民困。周必大觉得皇宫开支巨大, 铺张浪费现象严重,而灾民却温饱都难以为继。他建议压缩皇宫,尤其是后宫的开支,挤出 钱去赈灾, 为京城的富商高官带个头, 捐资赈灾。 孝宗采纳了他的意见, 颁旨减少宫里开支, 还要求官员们捐赠。这样既缓解了灾民的困苦,又安抚了民心。 明朝担任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的泰和人杨士奇,也是一位关心民间疾苦、善于安抚 民心的良相。他曾担任过仁宗、宣宗的老师,时常给他们灌输民为邦本的思想。他俩先后继 位,杨士奇辅佐二位君主,让人民休养生息。两帝在位的十年内,出现了明代不多见的政通 人和时期,“海内号为治平”,史学家们誉之为“仁宣之治”,这与杨士奇爱民抚民的指导思想 对二帝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杨士奇力主宽恤厚爱的“柔民”政策,常以百姓的安乐为念。宣宗 时,水旱灾害屡降,杨士奇多次奏请皇帝下诏恤民,救民于水火。内容包括免除百姓拖欠无 力上交的赋税、减少官田的租额、清理冤假积案、裁汰劳苦工役、招抚逃荒外徙的难民、组 织耕种、细察官吏、惩治贪官污吏等等。这些仁善之举经皇帝批准颁布后,收效明显。杨士 奇还特别注重安民政策的落实情况,常检查督促,对一些违背诏令,征税收租如故的做法, 报请宣宗批示纠正。有一年,杨士奇发现户部无视诏令,未能减免官田的租额,他立即报告 宣宗下诏督促,拒不执行者从严治罪。 称为著名理财家的明代重臣吉水人周忱,是安民爱民的楷模。他从政50年,历经永乐 至景泰五朝,累进户部、工部尚书,总理江南财政。尤其是他在宣德五年(1430年)任 江南巡抚以后的30年间,爱民惜民,勤政务实,改变了江南以往“人厌为农”的局面,使其 “人乐为农”,以致“民不忧而廪有余羡”。他以“治以爱民为本”的指导思想,巡抚江南诸郡。 当时,明代已建立60多年,作为朝廷主要财源之地的江南诸郡,因税过重而使无田少地的 佃农流徙逃亡,造成大量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周忱一上任便深入苏州民间调查,认为 税粮负担不合理,靠种官田的佃农负担过重,加上豪富滑吏掌管税权,转嫁税赋负担,才导 致民逃田荒。他制订了“平米法”,规定各府官田、民田科不变,但田主不管大小户、富户佃 户,征税一律,加耗平均。这样一来,贫苦农民的负担减轻了。他又请朝廷下令颁发铁斛至

各县,作为收粮的标准器具,革除了粮官大入小出的作

相关文章:
吉安,古时又称庐陵。
庐陵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史册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在一定历史时期,成为民 族先进文化的代表,有时甚至左右文化潮流的前进方向。欧阳修、文天祥、解缙、杨万里、...
庐陵文化知识题目及答案[1]1
庐陵文化知识题目及答案[1]1_文化/宗教_人文社科_专业资料。庐陵文化知识题目及答案 (001题—100题) 题目 1、吉安李姓目前族谱大都使用统一堂号( ) ,主要是唐...
读《庐陵文化读本》有感
读《庐陵文化读本》有感读了《庐陵文化读本》这本书后,使我感受到中国,这个有着 5000 年历史 的国度,涌现出的千千万万个爱国英雄。其中最让我感受深刻的一篇...
庐陵文化简介
庐陵文化简介_文化/宗教_人文社科_专业资料。庐陵文化 我的家乡是吉安,所以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吉安的庐陵 文化。其实自己虽是吉安人却没仔细了解过庐陵文化,只是 ...
庐陵文化诗歌朗诵稿
吉安文化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悠久的“庐陵文化” 。 南宋诗人苏轼曾经这样赞颂庐陵 生:巍巍城郭阔,庐陵半苏州。 师:宋人强至这样描述吉州古城 生...
探析庐陵文化古民居建筑特征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探析庐陵文化古民居建筑特征 作者:廖凯 来源:《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3 年第 13 期 摘要:以勘测江西吉水燕坊古村的建筑...
中央苏区时期庐陵文化建设研究
分类号: 学号: 密级: 无 硕士学位论文中央苏区时期庐陵文化建设研究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Lu Ling during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学位授予单位及代码: ...
古庐陵故事
庐陵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史册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在一 定历史时期,成为民族先进文化的代表,有时甚至左右文化潮流的前 进方向。欧阳修、文天祥、解缙、杨万里...
文献之邦庐陵文化村落
万福中心小学小叮当广播站 庐陵文化 一周庐陵文化经典文献之邦/庐陵文化村落 吉安从秦汉起称庐陵,至唐才称吉州,元以后改为吉安。人们称庐陵文 化,是因庐陵之名...
吉安文化
庐陵文化历史悠长,却不不显沧桑之感,与时俱进,甚至曾有左右 时代潮 流前进的方向。 一座体现庐陵文化的建筑或建筑群,不仅仅要展示它悠长的历 史,更要融入新的...
更多相关标签: